程万君：日本为何不出中国式“暴君”?

　　腰挎战刀，全副武装，目光坚毅，冷酷骄横——这是明治时期，分发到日本各所学校的天皇照片，这种形象可谓历代日本天皇的标准像，应该说，他们的形象不乏残酷和暴力，但他们的残暴并不实行到本国人民头上。

　　日本天皇号称万代一系，但却从未出现过一个“内向型暴君”，没有一个天皇对本国人民发动过大规模的浩劫与屠杀。

　　这种情况出在中国历史中不可想象，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和最后一个王朝，都是暴君频出，而且大多是对本国人民下手。秦朝仅历二世，但从秦始皇到秦二世，在对内施暴上，父子一个比一个狠。清朝虽然不出昏君，但是康雍乾三世，尽数对本国人大兴文字狱的暴君。

　　不少学者把近代中日君主的交锋结果，归结为“狼道与羊道”的差异。其实，以笔者看来，历代中国皇帝不是羊也是狼，在国内，他们也是如狼似虎。但为什么中国皇帝这种狼打不过日本天皇那种狼呢?

　　这就是同科不同种的问题了——与中日两国君主施行两种不同狼道有关。

　　历代中国皇帝，名为儒家信徒，实则法家信徒。他们用法家的残暴使庶民变成儒家的羔羊。他们是狼，但把庶民培养成了羊，把国家变成了羊圈，他们信步羊圈，固然自得，但羊圈中的狼，对羊想吃就吃，根本不用逐猎，久而久之，还具备与外来野狼抗衡的胆略与实力吗?

　　早在日本尚未与中国大规模作战的中世纪，中原君主们就将“圈中狼王”本质就暴露无遗。这些圈中狼王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共性，那就是——内残外忍。比如五代十国那些中原皇帝，争先当契丹国主的孝子贤孙，作为夷狄之王，辽太宗耶律德光有几个中原“干儿子”自己也未必数得过来。想叫他爹的汉儿皇帝太多了，后晋皇帝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 后唐大讲将赵延寿、后晋大将杜重威、北汉皇帝刘崇都是他的“孝子贤孙”。

　　这些“儿孙”主动投怀送抱，表达“孝心”，对干爹无比恭顺，但在本国，却大多是不可一世的暴君。他们治理的中国，简直如人间地狱。比如后晋皇帝石敬瑭对契丹交款交粮、百依百顺，但对百姓百却如虎狼，凶恶狠毒，用刑十分残酷。后晋吏治腐败，朝纲紊乱，民怨四起，民心尽失。

　　后汉皇帝刘知远比石敬瑭更甚，后汉对契丹尽施仁道，对本国百姓却苛责极致，例如规定：私贩盐、矾、酒曲者，不论数量多少，统统处以死罪。胡乱收税，税目之多，包括上厕所，上街行乞，都要交税，甚至连死人的灵柩，如不交钱，不准出城埋葬。

　　这些“圈中狼”， 对外竞相谄媚，对内竞比残暴，中原百姓，生活困苦，卖儿贴妇，仍不能度日。

　　而遥望东海对面，日本这一边却没有中国皇帝这样的传统。

　　古代日本虽曾以中国为师，但在“道”却与中国大不同。虽然从军事技术上，日本不像中世纪女真、蒙古那样靠草原铁骑打打杀杀，但从“道”上观察，从古至今日本显然与古代游牧民族的“草原狼道”大同小异：崇尚铁血立世，对外狼性征服。这接近草原狼秉性，正是“圈中狼”之克星性格。

　　日本的狼道，对外而非对内，这里的文化原因林林总总，但最主要的一条，是他们出于生存环境的危机而产生的“团结本能”——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或进入强国之林，本民族内部就决不能自相残杀，全民族必须同仇敌忾、抱团取暖。这种意识，在“永远正确”的天皇大脑中，最为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所以，从古至今，即便是没有进入民主社会，日本也没有出现过暴君。天皇的残暴多体现在对外战争。

　　中日两国君主，践行的狼道内外有别，最终成为两种不可同日而语的物种。后来发生的中日近半个世纪的纷争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