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澳画家沈嘉蔚油画《1966·北京吉普》

　　以北京吉普作为一种载体表现一九六六年中国那种残酷恐怖而又荒诞诡谲的政治风云可真为画家神来之笔。北京吉普初次出现正是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里，它从美国吉普和苏联吉斯的原型发展出来，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招牌。在紫禁城大红门的铜钉背景下，这辆北京吉普四轮染有受难者血迹，车头赫然现出初升旭日与海水波纹(封建帝王龙袍上的标准图样)，车身则以锦绣江山装饰(取自北京名画《千里江山图》)，沈嘉蔚将真实的汽车转化为一个隐喻，即把传统封建主义打造成为一辆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战车。文革的一个特征是国家军国化。此车便成为国家的象征。

　　北京吉普上最中心的伟大人物当然是毛泽东。他身穿著名的睡袍，臂缠红卫兵袖章，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向画外狂呼万岁的红卫兵及各色革命群众挥手致答;他的眼神，他的嘴角，流露出鄙视一切、漠视一切的心态。毛身后为其左右打手江青和康生。周恩来作为忍辱负重的国务院总理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人，被沈嘉蔚派上司机角色，小心翼翼，也忧心忡忡地为伟大领袖驾驶这辆险恶的一九六六年北京吉普。副统帅林彪是明白人，心知下一个毛的猎物便是他自己，因此只是强颜欢笑，强打精神，摇着他赖以起家的小红书。彭德怀与刘少奇已是阶下囚，挂牌游街正好同乘一车。

　　此画引领沈嘉蔚的画笔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伟大领袖”的脸上来。每一个身历文革的中国人都有共识：文革始作俑者，非毛其谁?早已人人都说，“四人帮”实为“五人帮”。但沈嘉蔚觉得“五人帮”说法还是不准确——文革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杰作。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康生等人，乃至周恩来，无一不是毛泽东掌中利用或把玩之物。至于“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解放全人类”等等当时叫得震天响的口号，根本不是文革的真正目的，只是障眼之罩而已。在沈嘉蔚看来，文革的全部目的，是要将毛泽东本人的地位提升到不可动摇的真命天子地位，治疗他自己的被迫害妄想症。

　　沈嘉蔚自以为《1966北京吉普》概括了文革的全部本质与过程。

　　正是由于这种高度的概括，沈嘉蔚这幅《1966北京吉普》肯定要引起巨大的争议。

　　文革是一场灾难，这一点大多数人(不是所有人，下面谈到)会同意。四人帮被抓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这些统计数字没有反映文革对中华民族那种无法计算的、长远的、深层的创伤，然而也够骇人听闻的了。但是，关于文革的原因和它的性质，在文革进行期间、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现在，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文革一开始以后，一个最流行的看法是：文革就是一场残酷可怕的“权力斗争”。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退居二线，刘少奇于翌年四月接替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此后，特别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在全党的威望便节节上升，以至毛在一九六四年便决定要把他铲除。一九六六年只几个月时间，毛利用红卫兵运动，很快便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无数“走资派”拉下马。按毛的战略部署，一九六七年将是“斗批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但是，到了这时，即使伟大领袖也无法把文革打住。权力斗争一直继续下去，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四人帮、邓小平、华国锋之间出现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争斗。

　　不过，“权力斗争”说也受到质疑。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自在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以后，从来不曾动摇;刘少奇没有这个野心，没有这个能力，也缺乏足够的支持，去挑战毛的权威。因此，根据历次党内斗争记录可以推测，毛只要稍为表示一下，便足以让刘少奇倒台，根本不需要发动文革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群众斗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