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自看天下》

　　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一书里记载：“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碎石头，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其妻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拉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的是增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晚年编写的《牛荫冠纪念集》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王若飞的夫人李佩芝，从延安到晋绥边区从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积极分子，有一个是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为小偷小摸，曾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土改时，此人公报私仇，把那富裕中农打死。

　　群众对此不满，李佩芝却回答说：“你们怎么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才去偷东西。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此人极不争气，后又偷了军区的一匹布，让军区给抓了起来，当做斗争对象押到会场。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当即遭到群众围攻，李又振振有辞地推销她那套阶级界限理论。群众心里好坏分明，此事后来闹得很大。

　　闹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成为风潮，还发展成扫堂子运动。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历时一年半的土改运动使解放区的整个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地区几乎颗粒无收，饿死的党员干部、普通群众不计其数。《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于《老区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写道：“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