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毛泽东(右二)、刘少奇(右三)、周恩来(左二)、朱德(左一)、陈云(左三)、邓小平(右一)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北京举行，从中央到县级的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了会议。

　　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其七千人的空前规模载入史册。这个会议为什么要扩大到七千人?为什么要开27天的时间?中央领导层对会议的设想和引导经历了哪些变化?七千人大会的缘由和经过又对后人有怎样的启示?

　　50年前，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举行。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央会议，历时27天，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以至于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反而被人淡忘了。

　　这本是为解决粮食严重紧缺问题和推动粮食征购而召开的会议，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1960年严重自然灾害使国家面临全面断粮的困境。而七千人大会后来则成为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大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对于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历史愈久，影响愈深”，30年后，邓小平如此感叹。

　　50年里，七千人大会的详情一直鲜为人知。2006年，学者张素华经多年研究后，完成《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她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这一身份让各方很关注书中解码的会议往事。

　　到今年，距七千人大会召开已过去50周年，这期间不断有学者试图深入到历史现场，解码这段渐渐被大众遗忘的往事。而张素华也在今年推出《变局》一书的纪念版，这一次，她对自己的论著做了进一步的增订和修改。

　　“七千人大会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当然，这种新气象比较短暂，仅仅半年就出现了转折。”张素华说。

　　“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

　　张素华告诉《小康》记者，她写《变局》这本书，纯属偶然。

　　上世纪90年代，张素华参加撰写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毛泽东年谱》。七千人大会正好在她撰写的年谱范围内。有一次李捷(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和她聊天，提议她可以详细研究一下七千人大会，写一本书。

　　“于是，我开始采访和搜集材料，对七千人大会越来越有兴趣，被其中不少的人和事所吸引，也就产生了一定要写一写的想法。”张素华说。

　　“五十年前那个时代，人们关注的很多问题，在今天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张素华感叹道。

　　那时候，“断粮”是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最迫切的一个难题，6亿人民在饥饿中艰难度日，3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虽然一再精简城市人口，仍然不能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

　　1961年11月10日，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粮食征购问题及上调难题成为关键问题予以讨论。邓小平提出1962年的任务时，底下一片沉默，各中央局书记面临两难境地：如果接受任务，下面是否能完成，心里很没底，毕竟当时讲粮食征购底下就抵触，而若不接受也很难过关，邓小平已把话说得如此严重。

　　最终，各中央局书记还是接受了上调任务，但是颇为勉强。而在中央看来，150亿的盘子毕竟有了着落。在会上，中南局第一局书记陶铸提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邓小平表示赞同。

　　过了两天，邓小平把会议情况和陶铸建议一并向毛泽东汇报，静静听完后，毛泽东觉得开地委书记会议的提议有理，此时打通思想很重要，因为他明显感觉到“空气很沉闷，人们的气不壮”。

　　如何打通呢?毛泽东的反应是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应该总结一下了，好坏经验都要说，中央首先要检讨错误，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毛泽东说。

　　在张素华看来，粮食征购只是促成七千人大会举行的一个表面原因，其背后，是全国严重的经济形势这个大背景，这些都是“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而中央在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重重困难，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国际上赫鲁晓夫向中国发难，多种因素交叠下，七千人大会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几乎是“静悄悄”地召开了。“没有开幕式，整个会议不对外宣传”。

　　此前一天的上午，毛泽东在看完大会报告的前两部分后，做了批示：推迟三天作报告，参加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及别的问题。

　　大会第一天，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要求用一天时间看完，12日起，分组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这个改变出乎所有人意料，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内。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定稿的，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是以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内容。党中央向代表大会或重要会议提出的报告，不交政治局讨论，而直接交大会讨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毛泽东为何会有如此改变?

　　后来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发扬民主作风，也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所以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是否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表面上发扬民主，实则是“钓鱼”。

　　“不管哪种说法，至少毛泽东从那一刻起，开始密切关注大会的动态以及会议情况，并不断提出新建议，改变着会议的进程。”张素华说。

　　接下来，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议论纷纷。

　　当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55岁的杨尚昆，很快从简报中发现一个重大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动摇大会的基础，于是把此情况立即传达给了毛泽东。

　　这次，毛泽东没有采取堵的办法，而是顺应会议潮流，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决定重新起草报告，于是，大会的主题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转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1月27日，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延长会议再开一个“出气会”。

　　开“出气会”的原因，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他还宣布了出气规则是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无论正确或错误，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出气声”汹涌而来，不少地委、县委书记反映这些年的反右倾等运动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下边因此对中央各部委有着相当大的怨气。有的地方反映省委自我批评不够。

　　在谈到这几年的党内民主生活时，有人还流下了眼泪，表示这几年有话都不敢说，实在让人留恋抗战时期的那个党。

　　张素华认为，当时出现三年困难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让人讲话，动不动就被插了“白旗”，被批判为“右倾”，搞得人们都不敢讲真话，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讲话是整个会议的焦点，因此有人认为，也正是由于这次会议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是真正的现场发挥，只有十多页的提纲，其他什么也没有，他一口气讲了整整三个小时。

　　当时，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当前全国的经济形势究竟是怎样，刘少奇在讲话开头就首先承认了在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困难，并且出现后退，大的马鞍形，实实在在给大家透了底。刘少奇的讲话没有让大家失望，表明中央不虚伪，敢于直面现实，这没有使与会者气馁懈怠，反而增加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是什么原因造成农业和工业的减产，也是与会者急需中央给出答案的一个重要问题。1961年，刘少奇曾到家乡调查44天，湖南之行使他对“大跃进”的失误有了切身感受。

　　他提出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在当时是非常尖锐的判断，当与会者听到这句话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反应，掌声经久不息。可见刘少奇道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犯错误的原因，除了经验不够，主要在于盲目追求高指标，刮“共产风”，犯错误的人，主要是中央。

　　“也就是说，他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一点也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张素华说。

　　在提到“三面红旗”这个当时最敏感问题时，刘少奇说“我们现在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经过5到10年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

　　张素华认为现在很多人强调刘少奇在大会上批评了“三面红旗”，事实上他没有批评。他看不清楚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而不是“三面红旗”，当然，不排除他对“三面红旗”是有一些个人想法。

　　1月27日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接下来毛泽东的讲话更值得人们期待，他们很希望毛泽东说得能比刘少奇更彻底。

　　然而毛泽东开场就提到“民主集中制”，这让大家颇感意外，有人甚至觉得很不过瘾。

　　“客观地说，以毛泽东的敏锐，他还是抓住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他的理论素养不仅解决了党内的一些思想问题，并把会议推向第二高潮。”张素华说。

　　在会上引起震动的，还是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坦率地向全党承认，他不懂经济，不如其他同志。

　　毛泽东讲话后，出现了所有与会者开展自我批评的热烈场面。

　　这场会议，某种程度也使毛泽东对刘少奇心生不满，认为他“大讲”错误缺点，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七千人大会后，毛刘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最终上升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

　　“再也不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

　　“对这次大会的解读，人们仍在探讨。我想后来人的评价可能会更有深度，但当事人的评价应该说更具权威性。”张素华说。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张素华就辗转找到一些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当事人，试图让他们还原大会的一些真实情况，听听这些当事人对大会的看法。虽然他们中间很多人年事已高，然而回忆起七千人大会那段历史，却都记忆清晰，感慨颇多。

　　赵家梁长期在计委工作。曾经先后任高岗、贾拓夫、李富春的秘书，是七千人大会报告起草组成员之一，负责起草“任务”部分。

　　赵家梁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话，是少奇同志自己讲的，他们在报告里没有写，少奇同志在大会上讲了，他很佩服其勇气，事后证明这样做得罪了毛主席。

　　“七千人大会，这个会是好的，但有不足。七千人大会这么大胆，这么敢于冲破框框，这个了不起，不是主席，是少奇。不容易。当然，主席能放开手让大家讲话，能确定开这个会，让刘少奇在会上讲，是好的。”赵家梁感叹道。

　　邓力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书记处办公室组长，参与修改过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稿，七千人大会开始的时候，他正在广东编辑《刘少奇选集》。

　　他回忆在修改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时，在把大家的意见汇报给他时，刘少奇非常激动，也极其自责：“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这是我们第一次总结，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一回。”

　　刘少奇有一句话让邓力群记忆犹新：“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现在有些同志对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评价不高，说老实话，我当时听了也不过瘾，觉得很一般。但事过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邓力群说。

　　刘新起时任山西省长治县县长，在他的记忆里，七千人大会开得很节俭，连温饱水平都没有达到，与会者大多数能吃饱，有少数饭量大的吃不饱，所以每次吃完饭还在光光的饭桌旁转悠，想再找点什么吃。他特别提到“会议民主气氛十分浓厚”，“毛主席带头作自我批评感人至深”，“这次大会开得很舒心”，“有些县长、县委书记对毛主席很有意见”。

　　杜润生当年是以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七千人大会，在他的印象里，当时与会者的心情并没有想象中的畅快，毕竟当时很困难，首先是大家饿肚子，饿死那么多人，周围人患浮肿病。

　　他回忆起毛泽东在听到刘少奇说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时，当场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还主张放开言论，在会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让人讲话”。

　　“联系今天的现实，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生历史性巨变，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让人讲话了，各种各样的意见都可以谈，再也不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了。也就是说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有关这一点七千人大会和会后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我对此的体会也极为深刻。”张素华说。(注：文中相关史实参考自张素华《变局》一书)

　　摘自《小康》2012年第06期，作者：谈乐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