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中国周边地缘利益的矛盾与毛、邓的不同处置策略

　　随着南海困局的加剧，现在的不少国人都在抱怨自己的政府对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一厢情愿式的坚守。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政策，它的战略考量又是什么，现在还要不要继续坚守?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冷静的思考和谨慎的决断。

　　一、地缘利益矛盾的化解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出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给中国创造出一种医治内伤、加速发展的和平环境，邓小平在处理周边地缘利益的矛盾冲突上提出了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并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国策来坚守。

　　在当时，中国刚刚从文革的内乱中走出来，急需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来加速自己的发展。

　　作为第三世界中的一个大国，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支援亚非拉人民争取自身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这是毛时代的中国所担负的一项极其繁重的国际主义义务。这种国际主义的实质，就是毛主义或中国革命模式的对外输出。在这种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所进行的全球角逐中，中国的反霸及其对亚非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援，虽然也伸张了不少国际道义，但自己的援外负担却也越发不堪重负起来。与苏美的继续争霸只会把中国拖进更多的战争泥潭和援外黑洞之中;而用于自己和平建设、民生改善的时间与资源，就可能受到更多的挤压和出让。邓小平接手的中国，虽然也还是世界大三角关系中的一极，但自己的内部却极度虚弱，已经不能再对外折腾了。中国在经济、国防上只有加速发展起来，才可能保持住自己的大国地位。

　　在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中，邓小平放弃了毛主义革命模式的对外输出，实施了自己的的战略收缩，并通过这种对外上的“韬光养晦”，而专心于自己的加速发展。按照邓小平的想法，中国只有“不出头、不争霸、不称王”，才可能从自己国际主义的援外重负中解脱出来，从而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精力用于自己经济的发展建设，用于提高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解决了中国所承担的反霸重负之后，，邓小平接下来必须谨慎处理的一个棘手之事，就是化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历史积怨与地缘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以此营造中国加速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环境。怎么化解呢?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构想，那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此，邓小平解释道：“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这种地缘利益归属上的争议，就交给下一代、乃至下下代的人去自己解决吧，我相信它们有这样的智慧。”那时候，邓小平一心想的只是通过自己对外政策的怀柔和亲善，促成中国与自己周边的国家更多地和平共处起来，以此加速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邓小平心里是清楚的，这样的办法只能暂时地缓和矛盾冲突，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邓小平只能采取这种“延后处理”的策略。至于下一代如何解决这些地缘利益上的归属争议，那也就用不着自己再管了。

　　二、毛泽东、邓小平处理地缘利益冲突的不同策略

　　钓鱼岛、南海诸岛，它的主权归属从历史的角度上看，这都应是中国所固有的领土。谁要是窥伺、争议它的主权归属，这都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公然挑衅。如果不听劝告继续挑衅，那就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解决。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招呼中国周边的那些争议分子的。在中国周边的地缘利益上，毛是不妥协的。他的原则是寸土不让、寸权必争。毛通过中越西沙、中印边界、中苏珍宝岛等自卫反击战，把那些周边国家蓄意窥伺、争议的地缘利益都争了过来。同时，也把更长时间的周边和平环境给争了过来。

　　妥协只能寻求较短暂的和平，更持久的和平往往都是靠战争打出来的。这种战争与和平的逻辑，毛显然是深信不疑的。因而，在周边地缘利益冲突的处理上，毛更多采取的往往就是这种战争方式。战争方式虽然是要流血的，但却可以大大减少这种矛盾解决的阵痛和成本。通过谈判妥协也能寻求到世界的和平，但这只是更大矛盾、更大战争爆发前夜式的和平。这种和平的破灭，其阵痛和成本都更大。

　　同样是解决周边的地缘利益冲突，邓小平却采取了这种旨在韬光养晦的妥协方式。这样的和平只是暂时性地缓和了争议、营造了一种偏安的局面，但却把更大的矛盾、更大的阵痛给自己的后继者制造了出来。而要解决这种地缘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中国就必须经受更多的阵痛和更大的风险。

　　现在，中国已经深陷到这种四面受敌、被人蚕食的境地。这种境地的深陷，归根结底都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种旨在怀柔、亲善、隐忍的政策所招惹来的。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都在窥伺着中国的固有领土和地缘利益。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围堵的收紧，以及这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地缘利益争夺的蠢蠢欲动，中国与它们之间的战争对话是很难避免的。而这样的战争对话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十。不论是阵痛还是成本都将是巨大的。比起毛的解决方式显然是太不划算了。至少毛的果断和敢战带给中国的是一对一的单挑;而邓小平的退让带给中国的却是一对十的血拼。从这一点上看，邓小平运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怀柔亲善办法解决中国周边的这种历史积怨与地缘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实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误。因为这是这样的失误，把现在的中国拖进了这种边患四起、以一敌十的困境。

　　三、中国应对主权归属争议危局的可能办法

　　有不少人总是在抱怨现在的中国政府腰杆太软，不敢在自己的固疆守土上据理力争、血拚到底。说真的，中国政府也有着自己的难处。四面受敌、以一对十，谈何容易!处理这样的烂摊子，应对这样的复杂危局，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以一对十、四面出击、多线作战，这样的冲动和冒险是万万使不得的。应对这样的复杂危局，战略上的继续隐忍是必须的;但中国在某些局部地缘利益的扞卫上也必须果敢出击，亮剑震敌。中国可以抓住越南、菲律宾这样实力弱小、且疯狂挑衅的国家很打一顿，一战而定南海诸岛的归属或渐立规矩让其遵守。没有日美安全同盟条约的捆绑，美国对南海主权争端的军事介入，肯定不会太强烈。

　　当然，对于美国可能的军事介入，中国也必须做好各种反介入的军事斗争准备。如果它们想打的话，中国也不必惧战，一定要拉出亮剑血拼、同归于尽的架势。毛在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豪气冲天的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蔑视美国的战略恫吓与军事介入，要把它看作纸老虎;在战术上我们要谨慎地研究对付它的办法。除了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之外，中国也还可以抓住它们的经济命门，运用自己的对外贸易和资源出口，牵制和制裁日美等国的军事介入。比如，某些战略性资源的断供，以及美国国债的减持等。日本在中日撞船事件中不是很牛气吗?可一听说中国要减少它们所需稀土的供给，立马就慌了自己的手脚。它们的首相菅直人近乎乞求地连说“中日一衣带水，双方都要共同致力于维护中日友好大局。”

　　所以，在这种以一敌十的复杂环境中，中国必须综合使用自己的军事、经济、贸易等手段与之周旋。只要抓住它们对我们资源、贸易、市场上的依赖点，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点穴战”的办法，肢解它们的战略结盟，最大限度地争取中国的地缘利益。

　　总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一种化解矛盾、寻求和平的办法，必须尽快地摒弃掉。它在给中国的加速发展赢得更多和平建设时间的同时，却也把日本、越南、菲律宾这些周边上的狼引进到了自己的室内，而来蚕食我们的地缘利益。

　　不错，每个国家都需要一定的资源支撑，也才可能生存、发展下去。但这些生存资源却不能以到别人固有领土之中强占强夺的方式来获取。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亲善友邦的国家，是一个愿意运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别人发展的国家。与其通过流血的战争强占别人的固有领土获取这些赖以生存的资源，不如采取承认中国主权归属、与其共同开发、通过市场自由交换的方式，以和平地获取这些资源。

　　笔者以为，可把邓小平的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修正为“主权在我，共同开发、各取所需、互利共赢”。中国应允许周边的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与自己一道，通过资源、资金、技术参股经营的方式，参与这些争议海域资源的共同开发。然后再通过市场的购买优先满足参股经营国家的资源需求。对于这些共同开发出来的资源产品，每个参股经营国家都可以优先通过市场购买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所有的盈利都通过这种各自参股的比例进行分配。比如，南海的油气资源，越南几乎每一年都可通过它的开采出口赚取不少外汇。如果按照这种共同开发协议，中国可以优先获取这些共同开采出来的油气用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又何须再绕到中东去购买呢!如果是这样的共同开发，中国又何乐不为呢!

　　在这种“主权在我、共同开发”中，中国要运用自己的主权归属给这种共同开发厘定规矩，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这些共同开发出来的资源产品，必须以成本价的方式优先满足中国的市场需求。

　　当然，化解这种主权的归属争议，也还有一种更完美、但却很遥远的办法，那就是通过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把这些民族国家都融合为一个更大的联合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民族也好、国家也好，其实都是一些历史性的范畴，都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都会引起民族国家界限的自我消亡。国家界限都消亡了，又何存这种不可解扣的主权争议。

　　从目前这种民族国家逐渐融合的经验上看，化解这种主权争议的一个更平和、更现实的办法就是对现存的政治单位或国家实体进行更大层面、更大范围的整合。通过这种整合消弭这些争议或冲突。欧盟的组建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范例。欧洲各国在联盟之前存在着不少市场、贸易上的争端和冲突，通过这种政治单位的重新整合，这些本来难以调和的矛盾和积怨就都逐渐消融了起来。通过这种政治单位的重新整合化解矛盾冲突的办法，在中国也被多次运用过。比如解放初期大行政区的划分以及最近上海部分市区的撤并，其始因都是为了化解这种行政区划的分割所形成的各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

　　而如今，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之间不是存有这种地缘利益上的归属争议吗?那么，也可参照欧盟的办法，把这些不同的政治单位在更大的层面上整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更大的超国家的联合体。按照民主运作、代表平等的要求，成立一个超国家的理事会，共同管理着这个新政治单位里的资源开发与合理利用，化干戈为玉帛、和平相处、共存共荣。

　　四、邓小平解决海洋争端的完整战略思想是什么

　　附记：对于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也有不少官方学者在进行着亡羊补牢式的补救或重新解读，说中国在运用这个政策时忽略了它的前提。2011年1月7日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学习时报》曾专门刊发《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前提是主权属我》一文进行矫正。这篇文章辩解道：“邓小平的完整思想是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忽略主权属我这一前提，将这一战略思想仅仅理解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就偏离了邓小平解决海洋争端战略思想的本质。”《学习时报》在发表闻航的“完整理解邓小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战略思想”一文中披露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当前，处理海洋争端仍然必须坚持主权属我这一根本立场。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钓鱼岛、南海问题明确指出，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屿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其内涵是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端。”

　　邓小平究竟有没有提出过这种严谨完整的处理海洋争端的战略思想?其文献依据又是什么?

　　从逻辑的角度上看，这样的矫正是站不住脚的，也是说不通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利益上争议什么，说穿了只可能是某些交界性地盘的归属。如果在主权的归属上是清晰的，它们与中国之间又何来争议，中国又何须隐忍地与它们谈共同开发呢!周边国家对中国边缘性地盘归属上的窥伺，一个很大的诱因就是公约性的海洋权益法。按照这种海洋权益法的重新划界，中国与周边国家主权管辖的领土、领海出现了某些交叉、重叠的区域，比如中日东海油气之争。中国对这些交叉、重叠区域的主权拥有大多依据历史性的东西，比如先民的足迹、一些王朝断断续续的管辖记载。而周边国家对这些交叉、重叠区域的主权归属争执，则依据于这种国际性的海洋权益法。正是这种海洋权益法给它们争议这些交叉、重叠区域的主权归属提供了法理依据。

　　对于这种历史上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领土领海，中国一开始就应该理直气壮地申明它对中国的归属性，而不应该通过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隐晦、模糊地与自己的周边国家争议这些问题。这些历史上清清楚楚归属于中国的地盘，又怎能允许它们争议?这个主权性的东西根本就不能自我隐忍地搁置起来。如果邓小平一开始就提出了这种“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完整战略思想，想一想，这些周边国家还与我们争议什么呢!主权属于你了，共同开发当然由你说了算，它们很能争议什么!所以，这个所谓用来解决海洋争端的完整战略思想，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或者说主权属我与搁置争议是不能共存于同一命题之中的。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前面是附加不上这种主权属我这个前提条件的。因为既然主权属你了，它们在地缘利益的划界上还能与你争议什么呢!把主权搁置起来，而与周边国家和谈共同开发，这本身就是默许这种主权归属争议的存在。正因为如此，这些周边国家才可能在这些交叉、重叠的地缘利益上与中国争议争议。所以，邓小平不可能提出这个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

　　再者，当中国仅用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处理周边地缘利益矛盾的时候，邓小平应该是健在的，他为什么不出面制止这种歪曲其完整战略思想的做法。按照邓小平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谁又敢歪曲他的完整战略思想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邓小平在这些交叉、重叠的地缘利益上根本就没有提出这种主权属我的思想，而是出于营造周边和平环境、赢得更多和平建设时间的需要，通过主权归属的搁置与共同开发的亲善，默许了这种争议的存在。

　　邓小平提出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是一种战略性的失误。就是现在我们又附加上这个主权属我的前提，也难以自圆其说了。对于这种交叉、重叠区域的地缘利益矛盾，中国应该提出“主权属我、共同开发”这种旨在怀柔、亲善周边国家的政策。即使它们通过实际的强占而蚕食了我们的地缘利益，等到我们国力军力强大之时，再把它夺回来，这也属于武力自卫、收复国土的正义行为。而如果默许这种争议的存在，就大不一样了。

　　总之，在这些周边利益的争端中，中国必须守住主权属我这个底线。如果你遵守这个底线，我就与你搞互利互惠上的共同开发;否则，就没有你共同开发的份。如何共同开发，，这个规矩必须由中国渐渐立起来。不然的话，就诉诸武力来个了断。这应该是中国处置这种地缘利益争端的原则立场。

　　2010年10月2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