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家天下，皇帝是国家的主人，董事长，官僚是受雇为皇帝经营产业的掌柜，伙计，相当于今天的经理团队。论理说，作为产业主人，皇帝应该是决不会容忍受雇干活的掌柜和伙计贪赃腐败的。不过事实却又不然，历史上皇帝对于官僚们贵族的腐败行为，一般来说是宽容的，有时甚至是放纵的。

　　皇帝宽容腐败，是要通过允许大臣腐败来收买大臣们的忠诚和服从，也就是说，允许贪污腐败等于是皇帝给忠诚的大臣的奖金。对于皇帝来说，他当然会在获得官员的忠诚与保持官员的廉洁之间，进行利弊权衡。经过权衡，他往往为了获得官员的忠诚而牺牲掉对官员廉洁的要求。

　　《资治通鉴》)记载说，针对满朝文武贪污腐化成风的现实，有人建议东魏实际统治者高欢严加惩治。高欢不同意，他说，南方的萧衍和西面的宇文泰，都是东魏的巨大威胁，若打击贪污，“我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皆归黑獭(宇文泰)，士子悉奔萧衍。”高欢所说的南方萧衍，居然也有与高欢不谋而合的看法，也极力放纵贪污腐化。萧衍是南朝梁朝的开国皇帝，其弟萧宏既贪婪又无能。因为萧宏屋后有百间仓库，有人便告发他私藏武器，准备谋反夺权。萧衍听说大惊，乘机前去查看探访。探访发现，原来藏的不是什么武器，而是聚敛来的无数财物。这明显是贪污聚敛所得，但作为皇帝的萧衍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大加称赞：“阿六，汝生计大可。”只要你不造反夺权，贪腐又有什么关系!此后这个萧宏更是“夺民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

　　历代统治者大多会作出与高欢和萧衍同样的选择。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正是如此。当了皇帝的赵匡胤对于兵权在握的军人们不放心，怕他们依样画葫芦，学着他的样子“黄袍加身”，于是请将军们喝酒，建议这些老军头，“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只要你不造反，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购买良田美业，歌儿舞女，腐败奢侈，有什么关系?在皇帝看来，与政治忠诚相比，腐败行为对王朝的威胁是间接的，其直接承受者也是广大的老百姓而不是统治者自身;而势力强大的官僚贵族的离心离德，则直接威胁统治者的江山社稷。两害相权取其轻，皇帝只能采取宽纵和容忍的态度。

　　当然，皇帝容忍或放纵腐败，有时也是出于皇帝对自己宠幸的弄臣的私爱，比如清朝的乾隆皇帝，对于宠臣和珅腐败贪赃行为的百般放纵。对于皇帝来说，天下是自家莫大之产业，给自己喜欢的人以贪腐的好处，也算是皇帝处分自家产业的权力。

　　皇帝容忍腐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专制社会中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无法消除的，“明智”的皇帝知道反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的，于是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贪腐不是十分过分，皇帝也长期假装不知;在官僚阶层的强大压力下，皇帝甚至还要不断让步，满足大臣们的腐败需求。

　　明朝的朱元璋对于腐败并不手软，但是，他的后世子孙们对于大臣们的腐败行为，再也没有像朱元璋那样严惩不贷。到了清朝，无论康熙还是乾隆，都对贪赃腐败行为多有姑息，摆出一副宽仁皇帝的样子。雍正皇帝对于腐败行为虽然并不手软，可是对于普遍的腐败行为，他只好让步，实行养廉银制度。他给官员们发放了比官员俸禄多好多倍的银子，叫做养廉银，要求拿了养廉银的官员不必再贪污中饱。

　　但事与愿违。拿了巨额养廉银的官员们照样贪得无厌，继续向下级，向百姓，向前来办事打官司的人们强行索取陋规(今天叫做好处费，红包之类)。强索陋规成为清朝最公然的贪腐行为，大小官吏都借此发家致富。据今天的学者统计，清朝官场通过陋规从民间搜刮的收入，相当于正式赋税总收入。对于强索陋规之腐败行为，雍正皇帝也无可奈何，他说：“至于从前之陋规，今若但就一而事参劾惩治，而其余悉置之不问，则严于此而宽于彼，用法不得其平;若将既往之事一一追溯，恐大小官员，无人得免处分。繁扰纷纭，殊非为政之体，况不教而加之罪，乃圣人之所戒”。他儿子乾隆皇帝则说，“此等弊，只可去其太甚者，书役之弊岂能尽革?”显然，陋规遍布官场，人人有份，要革除是根本不可能的。既如此，倒不妨给大小官吏卖个人情，由他们腐败去。

　　集权社会必然形成腐败，皇帝是深知这一点的，因此，反腐败要适度，要根据政治态度。

　　以上摘自网络作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