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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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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的《墓碑》一开篇就描写他父亲于1959年4月饿死。当人在造假时,他往往不能够设计的面面俱到,总是会留下点破绽,做到完美无缺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同为新华社高级记者的李锦在编造“吃食堂”时说城镇食堂吃饭不要钱,但油米柴盐等都需要买,所需资金从何而来?这就是漏洞!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杨继绳留下了什么破绽。
杨继绳的父亲生于1889年。1959年4月杨父69岁,大概还有4个月满70岁。根据国家统计局,1957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57岁而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还应该稍微低点,1959年的平均寿命与此相差也应该不大,也就是说杨父此时已经超出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至少10岁。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杜甫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可以说是对那个年代的写照,能够年满70确实不易,满69岁的人也不多,可以说杨父是年近古稀了。杨继绳还在文中提到1951年养母去世以后他就与父亲(养父)相依为命,也就是说家里再没有别的人了。
1959年4月杨继绳在溪水县第一中学上高中(他是1960年上清华大学的),也就是说杨父一人在家。生产队是怎么对待杨父这个年近古稀的孤独老人呢?让他放牛!没有农村经历的人可能不了解什么是放牛,放牛就是每天把牛牵出去吃草,喝水,有时牛可能会去池塘里洗个澡,等牛吃饱喝足以后再把牛牵回来。这应该是农村里最轻的农活了,一般都是小孩子干的,许多还是学龄前的儿童,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听到“放牛娃”这个名词。生产队安排杨父去放牛是非常照顾杨父了,看他是一个年近古稀的孤独老人,所以安排了最轻的活,这样他也能挣点工分。这时候杨父应该许多农活都不能干了,不然还可以打打杂。那么在生活上生产队或杨继绳有什么安排吗?在农活上生产队是这么照顾,在生活上生产队或杨继绳反而没有任何安排?让杨父一人独自生活,做饭、挑水、洗衣这些事都不管了?杨父此时还能干这些活吗?如果能,也不至于在生产队放牛干这种学龄前儿童的活了。如果没有安排,杨继绳能够心安理得地出去上学吗?还能是“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吗?如果没有安排,杨继绳就是一个不孝之子!杨继绳愿意带这顶帽子吗?这矛盾就证明当时杨父是有人照顾的,饿死是不可能的,是杨继绳编造出来的。
杨继绳在文里还写到榆树没有皮,连根都被刨光了,狗不叫,也没有鸡跑了。饥荒够严重了吧?杨继绳在这段文字里只描写了两个人,一个是儿时的朋友张志柏,没有描写他的容貌,应该没有什么异常,至少没有引起杨继绳的注意。张志柏能够匆匆赶到第一中学,这不像是极度饥饿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杨父了,“瘦得皮包骨”。我们已经知道杨父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老人不但饭量小了,消化吸收能力也下降了。所以老人往往得不到足够的热量,这时他们就需要把体内的脂肪等物质转化成热量来维持生命,其结果就是老人往往是消瘦的,许多还瘦成了皮包骨,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日常所见的老人大多都是这种情况,有疑问者可以随时去养老院查看核实。所以杨父这时瘦成皮包骨是正常的,并不是饥饿的原因。当然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了70岁,70再也不是古来稀了,所以只能与现在90岁以上年近古稀的老人比才合适。
另外村里的人都已经在吃树皮了,连树根都刨光,花生芽也刨得差不多了。问题是村民们知道花生芽可以吃,为什么不刨光? 给杨继绳留点,等他回来刨吗?不合理嘛!
根据杨继绳,上高中时他有助学金,我们都知道中学里很少有奖/助学金,有也金额不多。杨继绳能够出去上中学,在外面完成中学学业就说明他的家业还是不错的,他在外面上学也说明他是没有后顾之忧的。由于杨继绳此时只是一个高二的高中生,杨父就是这家的顶梁柱,是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杨父的去世就是这个家庭天塌下来的大事,这时杨继绳就得把生活的担子自己挑起来,也就是说将不得不停止学业了。但杨父去世以后杨继绳还能够在中学里不间断地继续学习了一年多,于1960年8月进入清华大学。这说明在杨父的生前生后,生产队对他们一家都是非常照顾的,怎么能让杨父一个年近古稀的孤独老人独自生活并饿死呢?说不通嘛!
杨继绳描写的这段发生在1959年4月,他声称的“大饥荒”至少要持续到1961年底甚至1962年(杨继绳在书里计算饿死人数时还包括了1962年和1958年)。1959年4月他家乡的人就已经在吃树皮,连树根都刨出来了,还有至少两年多的时间,他家乡得饿死多少人?可惜他没有写,可能也没有,至少没有大规模饿死人,所以什么吃树皮等也都是编出来的。
在文中杨继绳还活灵活现地写道,“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杨继绳还写到他上初中时杨父在开茶铺,也就是说不在放牛(那时还没有人民公社),放牛应该是在他上高中以后,这时候杨继绳至少17岁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这头小水牛能够驮得起他吗?更别说在山坡上溜了!杨继绳这里把自己当成“放牛娃”了,但又忘记说的是头小水牛,真要骑上去,这小水牛是会被压得起不来的。是不是没有编好,露馅了?
分析到此已经很明显了,杨继绳这段的描写就是编造的,他父亲并不是饿死的而应该是自然死亡。由此看来杨继绳不仅仅是个谣言的传声筒,并且还是一个谣言的制造者!在《墓碑》的一开始杨继绳就在撒谎,这本书从头到尾充满了谎言,到底有多少谎言可真是数也数不清了!这样的人能当记者吗?
下面就是杨继绳《墓碑》开篇的前几段,描写其父亲是饿死的。读者可以自己琢磨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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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 天,取出了3 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 年(光绪15 年)农历6 月6 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 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 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 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 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 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 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10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