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媒体上爆出的“美国特勤局特工海外召妓”丑闻越闹越大。该详细内幕是这样的：美国国土安全检察长经过调查发现，美国总统特勤局特工不止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召妓，他们在此前多次执行海外任务时存在召妓前科，涉及的国家包括萨尔瓦多、巴拿马、罗马尼亚和中国。因此，美国媒体纷纷怀疑，特勤局或许存在着一种“召妓文化”。我想借此沸沸扬扬的召妓事件也来分析一下，中国古代盛唐时期诗人们的“召妓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时期——盛唐有不少文人“骚客”。从字面意义上来讲，“骚客”是指有文化的诗人或文人。但从历史背景和青楼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一些诗人或许是因为喜欢沾染青楼妓女，而被人称为“骚客”。这在历代的诗人们身上都有体现。而在唐代，不嫖的，没有红颜知己的，似乎就不是个诗人，言其为嫖客时代并不为过。

　　古代中国是最早出现妓女的地方。专家研究，早在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时期，在今山东境内的齐国，便出现了一批性工作者。时齐国上卿管仲在齐桓公的宫城中设立“内闾”，一次就安排了多达700名女子入驻其中。内闾也称女闾，即官办妓院，比梭伦所设的国家妓院早了半个世纪。不论最初管仲设置妓院的初衷是什么？妓院在中国古代还是轰轰烈烈的发展起来了。到了性比较开放的盛唐时期，诗人们借助青楼女子激发灵感，创作佳品，但这也同时羞答答宣扬了一种“召妓文化”。

　　在唐代爱嫖的诗人中，白居易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白居易在《宿湖中》一诗就曾对逛青楼有感而发：

　　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这是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的狎妓诗。从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上，便可知道白大诗人当年是何等风流。苏州是当时又一著名的“红灯区”，在这样有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不玩出点风花雪月，白居易是不会甘心的。公干之余，白居易会觉得不召妓便不浪漫。但妓院环境不好，白便常召妓于居所，甚至把欢乐场移至野外——有一次便带着妓女至太湖上放松。

　　太湖狎妓让白居易乐得合不上嘴，有美女作陪，月色相伴，他乐不思归，一连在太湖上玩了五天，夜里就搂着佳人宿睡在湖中、船上，所以这才有“何处宿”之感。而白居易也不隐瞒自己找妓女的事实，还大大方方的把这次太湖冶游告诉了自己的“嫖友”元稹——“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

　　白居易做官之处多是中国古代“红灯区”，除了苏州，还有杭州，这也为白居易的风流提供了客观条件。后来白居易离开这些娼妓业发达之地，还念念不忘那时的欢乐，《忆旧游》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六七年前狂烂漫，三千里外思徘回。这种“狂烂漫”自然让元稹羡慕死了。

　　元稹对风月场的熟悉，与他的才情不输当时任何一位诗人一样，并不在白居易之下。

　　为什么说元稹是白居易的嫖友？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是同时代的诗人，当时就有“元白”之称，齐名诗坛，俩人少时相交，关系非同一般；二是趣味相投，对妓女评判有相同的标准，白居易看中的，元稹往往也会钟情，因此曾闹出同嫖一妓的风流趣话。

　　白居易在杭州做官与在苏州时一样春风得意，风流潇洒，有不少青楼知己，他最看中的是一位艺名叫玲珑的官妓，经常携此妓外出游玩，留下了段段风流。玲珑名声远播，色艺过人，当地的文人骚客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自豪，能请到玲珑作陪，便是有面子。时在越州的元稹听说后心里痒痒，为了搞到玲珑，他花了一大把银子，才将玲珑弄来越州。元稹让玲珑陪他一个多月，之后才将她送回杭州。用今天大款嫖客的话讲，这是“包月”。

　　白居易当时并不晓得，后收到元稹写来的“调侃诗”，才知道自己被挖了墙角。

　　《唐语林》（卷2）中记录了元白两人同狎一妓的事情：“长庆二年，白居易以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杭州有官妓商玲珑、谢好好者，巧与应对，善歌舞。白居易日以诗酒与之寄兴。元稹在越州闻之，厚币来邀玲珑，白遂遣去，使尽歌所唱之曲。后元稹送玲珑归，作诗寄白居易云：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却向江边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时。”

　　元稹钟情的青楼姑娘最出名的当是成都名妓薛涛，每次元稹以中央官员的身份来到成都时，地方官都会把薛涛送到他下榻的地方，供他消费。一年二往，元、薛之间真的玩出了感情，薛涛为他写一丰多首情诗。元稹也给薛涛留下了“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等不少诗句。大概一般人很难相信吧，元稹与薛涛之间这种关系断断续续，竟然维持了七年之久，最后还舍不得放弃。

　　唐代诗人不只有逛青楼、“共妓”的偏好，还有“群嫖”的现象。但这与元朝末代皇帝顺帝的“君臣同乐”，还是有相当大差别的。元顺帝情绪上来时，喜欢与群臣亵狎，男女裸处一处，君臣不避，光着屁子一块乐。

　　唐代诗人也不时会发生“一块乐”的事情，会时常找由头聚聚，放纵一番。

　　白居易在《三月三日祓禊洛滨》的序中，无意间透露了一次集体召妓事件：“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前中书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恽、河南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伺封员外郎张可续、驾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俦、淄州刺史裴洽、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四门博士谈弘谟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

　　15个男人，都是有社会地位的男人，借“祓禊”之名招妓，而且在公众的面前，现代的前卫男人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唐代诗人却想得出来也干得出来。白居易在诗中把这次集体招妓的情况写得相当到位、精彩——

　　三月草萋萋，黄莺歇又啼。柳桥晴有絮，沙路润无泥。

　　禊事修初半，游人到欲齐。金钿耀桃李，丝管骇凫鹥。

　　转岸回船尾，临流簇马蹄。闹翻扬子渡，蹋破魏王堤。

　　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

　　水引春心荡，花牵醉眼迷。尘街从鼓动，烟树任鸦栖。

　　舞急红腰软，歌迟翠黛低。夜归何用烛，新月凤楼西。

　　“春心荡”、“醉眼迷”、“红腰软”、“翠黛低”，这真的是一次狂欢！从诗中透露的信息看，他们一直玩到月亮都转移到妓院西天边的夜里。宋代学者洪迈在其编纂的《容斋随笔》中，将这事作为前朝的一段“雅闻”记录了下来，成为后代文人酒席间的谈资。

　　文人自古多风流，唐代才子胜一筹。这就是清人所谓的——“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翘有旧游”。上面所说的，仅是唐代诗人嫖客中的几个代表，更多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人的风月故事，都还没有道来。需要设疑的是，唐代诗人为什么这么性开放？

　　可能这与当时嫖娼召妓不违法，反而是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有直接关系；再者，当时的不少性工作者都是以歌妓、乐妓的身份出现，这为诗人召妓嫖娼提供了方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能受到了唐代帝王在性事和皇宫生活上过分放纵的影响。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啊，只许州官放火，难道不许百姓点灯？太宗李世民敢杀兄夺嫂嫂，高宗李治暗偷父皇妃子，女皇武则天与女儿太公平公“共夫”张昌宗，皇家都在乱来，臣子们寻寻开心总不过分吧！

　　中国文学界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表明唐代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有无可逾越的地位。从上面所说的唐代诗人爱嫖的情况分析，这份辉煌，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女人酥胸间诱激出的灵感，是与红唇摩擦碰撞出的火花——是嫖客时代创造了中国文学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