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妾之间的性关系比之于偷情通奸显得温和而隐秘，只要不对宗族构成威胁，男性不唯默许甚至鼓励。

　　自有文明以来，书写权利为男性独有，因此中国历史上，男风不绝于书，而相对的“女风”则至为罕见。此等情形，不独中国为然，直到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主政之时，尚不信世间有女同性恋一事，以至于当时的大臣无法立法。

　　其实男性或者女性的同性恋现象，都各有其相当深刻的社会原因。清代的女同性恋情形可谓至为激烈，张心泰《粤游小志》说：“广州女子多以拜盟结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家恒不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自尽……尽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藁砧(丈夫)者。”

　　这些金兰会的姊妹又称自梳女。凡经“梳起”的女子，一切婚约均属无效，男家不得强娶。她们互相结盟，滴血为约，永不外嫁;她们结拜为姐妹，亲如夫妇，祸福与共，终生不渝。她们的住房称“姑婆屋”，她们死后埋在“姑婆山”，生死不落夫家。

　　另梁绍壬所著的《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金兰会》中则有这样的记载：

　　广东顺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结姐妹，名金兰，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虽贤有司弗禁也。李铁桥廉使令顺德时，素如此风，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朱涂父兄，且鸣金号众，亲押女归以辱之，有自尽者，悉置不理，风稍戢矣。

　　两相印证，不然看出，女性为了赢得自己的自主之权，刚烈到用自己的生命去见证自己的“爱情”。以至于儒家知识分子大为震恐，动用政权和族权的力量来加以惩罚。

　　我们还可以从光绪年间的《永明县志》找到这样一条资料：“桃州……其母亦为女计消遣，访他家之女年貌相若者，使其女结为内交。桃州谓之行客。相处以切磋针凿其间，即无他虑，而有用之年华已消磨于不觉。”显然，最初“行客”之兴起，乃由家族主导，为了防止女子起“淫心”、犯“淫行”，因此安排女性结对，使之安稳闺中消磨岁月。

　　然而当女子之间有真正的“爱情”产生，转变成了纯粹的女同性恋之时，便会激发巨变。有些行客在全意阻止密友出嫁未遂的情况下，甚至闯进婚礼，持刃刺伤密友的新郎。

　　到了清末，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风气所开，居然出现所谓“磨镜党”的组织，顾名思义便可知晓这是一个纯粹的女同性恋者团体。《清稗类钞》第三十八卷《洪奶奶与妇女昵》记载甚为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