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说鬼：当我们怕鬼时我们究竟在怕什么

                                        2016年8月15日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郑艳

            原标题：你心里有鬼吗？

           《说文解字·鬼部》：“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凡鬼之属皆从鬼。”

           人死为鬼，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礼记·祭法》曰：“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年节也好，平日也罢，祭祀的对象除了神仙之外，最大的团体当属鬼了。可是，真的有人见过鬼吗，还是鬼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世界里？

          鬼，因何而起？

          《论衡·订鬼》：“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

          一般认为，鬼并非实际存在的物体，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鬼的真实性。可是，源远流长的鬼文化却又可当作其存在的一种途径与形式。

          鬼魂观念与灵魂观念息息相关。人们在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初始阶段，依靠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几乎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合理性与真实性。世界各原始民族都有着关于灵魂的生动描述：古希腊人认为,人的灵魂本质上属于另外一个较好的世界,当灵魂进入肉体以后,它并不记得以前的事情；古埃及人相信人具有超自然的精神或灵魂，可以部分地继续存在于个人生命终结之后。

          这与古代中国的鬼魂观念极为类似，西安半坡仰韶遗址中共发现用于安葬夭折儿童的瓮棺七十三个，葬具以瓮为主体，另用盆作盖。这类盖盆的底部，往往有意凿出小孔。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为了给死者的灵魂留下出入口。原始父系社会后期以来墓葬中常见的人殉和厚葬现象，也反映了部落或氏族首领企求死后在地下世界仍然享受世间待遇的心愿。这不仅反映了灵魂观念，还明显地表现出阴间世界的观念。

          自殷商时代开始，鬼便成为中国人观念中不可小觑的群体。甲骨文“鬼”为象形，上部像个很大的头（也有说是人的脸上盖着东西），下部则像跪着的身体，反映了人们对鬼源于人的认识。人死为鬼，成为传统中国的普遍观念：“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礼记·祭义》）可见人们已经把附着在活人身上的灵魂与死后的灵魂区别开来，以后者为鬼（徐华龙《鬼》，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

          由于人死为鬼的观念，使得鬼有了善恶之分。鬼的善恶最早多与是否正常死亡相关，凶死者一般变为厉鬼，经常在人间作祟为害，比如溺水而死者常常变成水鬼，会将过路者拖下水淹死。而善鬼多与祖先崇拜相关，正常死亡的祖先可以在冥冥之中护佑族人。当然，随着鬼神观念的发展，恶鬼和善鬼的群体规模也有所扩大，并逐渐浸染了道德评判的色彩。

          鬼，长何模样？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曰：“孰易者？”曰：“鬼魅最易。”曰：“何为？”曰：“夫犬马，人所共知，旦暮见之，不可类之；鬼魅无形也，故易也。”

          鬼非实物，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认为的“鬼样子”。因为是人死后变鬼，所以鬼的样子往往不如人好看。人怕鬼，可能跟它们过度夸张的狰狞面目有很大关系。

          首先，鬼的五官十分惊人。有“无常鬼”，“青面高鼻红眼”（《履园丛话》）；有“樱桃鬼”，“头、目、面、发，无一不蓝”（《子不语》）；有“太和之鬼”，“无身有头，头长三尺，目大三寸，耳广七寸，眉广五寸，口广三寸，鼻大二寸，须长三尺，发长一丈，呼吸天炁，吐之成云”（《道藏》）。

          其次，鬼的肤色五彩缤纷。有黑色，“有黑毛一团，类人头发，自土中起，阴风袭人，渐起渐大。先露两眼，瞪睛怒视，再露口颐腰腹。其黑如漆，颈下血淋漓”（《子不语》）；有红色，“肤体赤色，身甚长壮”（《冥报记》）；有绿色，“长三四丈，遍身绿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履园丛话》）；有白鬼，“匍匐而出，遍身雪白，两眼绿光，映日如萤光”（《夜谭随录》）。

          再次，鬼的身材极尽夸张。有十分高大者，“长数丈，腰大数十围”（《志怪录》）；也有极其矮小者，“忽见鬼满前，而傍人不见。须臾两鬼入其耳中”（《述异记》）。

          最后，鬼的模样并不固定。鬼可以变化，因而并不只是以一种模样示人：“常隐其身，时或露形，形变无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气，或为石，或作小儿，或妇人，或如鸟如兽，足迹如人，长二尺许，或似鹅、迹掌大如盘，开户闭牖，其入如神，与婢戏笑如人。”（《述异记》）

          古人描绘鬼的样子极尽夸张之能事，所以鬼有千形百态、千变万化：有眼无珠、有鼻无口、有手无身、有头无脑、有影无踪……鬼的模样从来没有固定的模式，所以“画鬼最易”。

          鬼，为何而来？

          《入境庐诗草·逐客篇》：“鬼蜮实难测，魑魅乃不若。岂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

          鬼入人间一般都有行为意图可寻，且在不同的故事中，不同的鬼的行为并不完全相同。

          首先，鬼即是祸。一般说来，鬼的出现就预示着灾难的到来。《述异记·吕光》讲述的便是有鬼当街大叫，预言当权兄弟相杀、百姓遭灾的故事。鬼的这种预言行为是对人们“物异带来灾祸”观念的一种强化。也就是说，通常人们看到一些不合常理的异象时会产生大祸临头的想法，却无法具体获知灾祸的确切信息，而鬼是具备灵性的个体，它可以将这种灾祸的具体信息提前告知。更多的鬼则是对人进行摧残，或是直接索命，《稽神录·朱延寿》里就有两个“青面朱发青衣”的索命鬼。这类鬼往往狰狞恐怖，肆虐地与人作祟，企图夺人性命，是最不受人欢迎的鬼，也是鬼中的大多数。

          其次，人鬼情未了。人与异类的婚恋是颇为常见的叙事主题，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人们在梦幻以及想象中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宣泄自己的欲望。在我国古代社会，伦理思想对人性产生束缚和压制，让人们的欲望难以发泄，但通过人与异类的相恋、交合使得这一缺失得以补偿。在关于鬼的记载与描述中，这一情结也非常引人瞩目。第一篇“人鬼恋”的故事是《列异传·谈生》，讲述陌生少女与寒士谈生交好，少女要求三年不以灯烛照其身体，两年后谈生违约，照出少女腰上已如人、腰下仍是枯骨的样子，于是人鬼缘尽。人鬼恋中最感人的是生死恋，这类主题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痴情女鬼的典型形象，诸如《搜神记》里的紫玉、《牡丹亭》里的杜丽娘、《红梅记》里的李慧娘、《倩女离魂》里的张倩女等等。人鬼恋因其超现实性，往往可以尽情抒发爱情的自由本质，也是男性表达对礼教束缚下的女性回归自然、奔放天性的渴求。

          再次，小鬼作秀。这类鬼并不给人带来什么灾难，反而可以充当人们闲暇生活的调剂品。《纪闻》中有一则故事，讲述人在巴峡行舟，忽然听见朗咏诗曰：“秋径填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声音激昂、悲怆，以为是舟行者未寝也。天晴后探访，才发现是溪地中的一具人骨。此类鬼形象的出现当是文人借以抒怀的手段。自唐以来，文人开始着意创作小说，可以运用多种手法使得鬼的形象更加饱满，故事的情节更加玄妙、引人入胜，同时也间接地表达了作者的个人情怀。另外，文人可以通过“行卷”、“温卷”以取得名人推荐，达到登科入仕的目的。由此，关于鬼的叙事也称为文人表现自我才华的一种方式。

          最后，鬼报恩或是报仇。在思想钳制十分严重的等级社会，很多鬼被赋予了伦理道德教化的功能：“德则其人，不德则其鬼。”（蒲松龄《问心集序》）《国语》中即有关于魏妾之父的鬼魂报恩的记载，此类传说在古籍及民间也比比皆是。鬼复仇更是极为常见的故事主题，比如冤死鬼：伯有被子皙、驷带杀害，其亡魂变为厉鬼进行报复（《左传·昭公七年》）。明代传奇《焚香记》中女主角敖桂英不顾一切地爱上落难书生王魁，并助其得中状元，之后却遭抛弃，敖桂英便自尽而死，冤魂变为厉鬼到阳间捉拿王魁复仇。

          以鬼事叙人情，所以人能做的，鬼都能做；人想做但不能做的，鬼也能做。为所欲为，大概便是鬼到人间的主要目的了。

           鬼，有何深意？

          《岂有此理·鬼论》：“天下有我即有鬼。夫岂别有所谓鬼哉！几疑之起，起于人心，而鬼即凭人心而起。是我之不善之心，即鬼也。我心足以造鬼，鬼不足以扰我也。”

          鬼具有类似于人的思想、情感、生活等，其特点既来自原始鬼魂观念的形塑，也受佛道二教的浸染，并包含着古代文人的自我意识。在统治力量和正统宗教的长期围剿下，鬼逐渐被异端化，与此同时人们对待鬼的态度又彰显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张扬。

          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对鬼的描写比较常见。鬼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性思维模式和信仰意识的体现，正如明人方以智在《物理小识·神鬼方术类》所言：“何神乎？积想不已，能生胜气，人心无形，其力最大，是也。故曰：有体物之鬼神，即有成能之鬼神，即有作怪之鬼神，权在自己。”由于原始宗教的思维模式作用，人们头脑中存在着关于鬼的观念意识，即人死后，生命力在另一个世界得以继续。

          除了原始宗教思维模式的影响之外，后世流行的宗教信仰也为鬼文化增添了砝码。两汉以降，佛道二教开始在我国兴起和传播，其所持之观念对民众的思维和信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鬼有时为民间宗教所利用，因而成为统治者和正统宗教打击的目标。从政治动机上讲，传统中国是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社会，儒家学说几乎奠定了整个封建王朝的政治理念和伦理秩序。在这样的思想文化下，“任何不符合儒家经典的宗教，或者祭祀不在官府祀典中的神鬼，都有可能被冠以异端之名”（杨庆堃著、范丽珠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尤其当鬼成为威胁到主流观念的重要力量时，势必遭到严厉打击。

          到了唐代，文人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于是辑录、改写、创作了很多关于鬼的故事。文人运用多种创作手法使得鬼的形象更加饱满，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引人入胜，同时也在鬼的故事中表达了作者的个人情怀，使鬼的观念烙上浓厚的文人意识。从根本上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控制逐渐增强，其思维模式中所固有的“超自然”观念也就慢慢淡化。因此，鬼不仅因其预示带来灾祸而成为民众的“眼中钉”，也因其虚幻而成为文人的戏谑对象。一般来说，在最初的叙述中，只是表现人们对鬼的认识和想象，但在文人笔下，鬼有了特定的象征意义，通过描绘鬼的种种表现和经历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以劝谕和警示世人。

          鬼的信仰根源于原始宗教观念，在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意识和以正统自命的佛道二教的打压下，鬼也逐渐被异端化、妖魔化，型塑出特有的伦理定位和形象特点。

          “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周作人《谈鬼论》，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6·花煞（乡土·民俗·鬼神）》，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所以，无论是不是相信鬼的存在，懂点鬼事（抑或人情）总是好的，况且尚有一句俗语：“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