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亿现象”的宝贵启示

                                     ——谨以此文恭祝王同亿先生七十六岁华诞

                                                            杨 复 兴

        上世纪围绕着著名辞书专家王同亿先生发生过许许多多跌宕起伏的故事，“王同亿现象”引发广泛热议。从五种文字的“物理学词典”问世到鸿篇巨制的“词经”亮相，半个世纪的辞书改革创新之路曲折坎坷。人们不解的是何以取得著作两等身的骄人成就的他，会遇到官司缠身的烦恼，尔后又是如何卧薪尝胆再续辉煌的！那些让人困惑的事件背后藏有太多玄秘，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让我们循着王同亿先生的奋斗足迹去追寻历史真相；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寻找解开“王同亿现象”谜团的钥匙。

        一、辞书改革展雄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动乱方息，百业待兴，国家处于人才青黄不接、事业一将难求之时。年方三十出头的原子能出版社编辑王同亿脱颖而出。因人品学识、能力胆识超群而获小平同志“人才难得，应当鼓励”的褒奖并参加了首届全国科学大会。

        出身于湖南省桃源山区贫苦农家的王同亿，自小在大山中摸爬滚打、耕种锄割，造就了一种坚韧倔犟、吃苦耐劳、勤奋务实的品格。学生时代在恩师们影响下就有了在文化领域有所建树的梦想。在就读北京大学应用物理专业时，却将主要精力用于自学多种外语，为的是要获得跨学科的知识与综合能力。

        当时外汉词典还是空白，帮助投身改革开放大业的读者提高翻译阅读外国文献能力是当务之急。据此他提出了提升辞书水平的“路线图”——先要使外汉辞书成龙配套、进而促进现代汉语辞书更新换代、最后再向古代汉语进军，古为今用、弘扬传统。

        文理交叉、贯通中外的复合型知识结构；精益求精、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锲而不舍、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以及辞书建设“三步走”的行动路线图是支撑王同亿先生在辞书改革中大展雄图的坚固基石。

        在1975年至1994年的二十余年中，他团结起国内二千多专家教授先后自编主编了二十多部近二亿字的外汉与现汉词典，为改革开放、‘洋为中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其效率之高，成果之丰，质量之精，堪称空前绝后。“王十国”、“没有军衔的将军”、“中国最勤奋的编辑”的美誉不胫而走、蜚声中外！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严济慈、雷洁琼、廖汉生、王光英等对他的创新性工作予以亲切关怀、热情鼓励与大力支持，这在我国出版界是极其罕见的现象；

        二十世纪后十年（1991----2001）年是王同亿先生推动现代汉语类辞书更新换代进程的关键时期。他先后出版了《语言大典》、《新现代汉语词典》、《高级汉语词典》、《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现代高级汉语大词典》等十余种词典。并在总体架构、微观设计、释文程序、版式设计及新检索法、双语模式等等方面坚持改革创新，作品特色鲜明，受到读者欢迎与市场的青睐。

        王同亿的辞书革命，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某些专家和权贵的既得利益。早在《英汉辞海》出版时，由于历史原因而没有邀请辞书界的代表进入“发起人”名单就曾招致不满与非议，《新现代汉语词典》等相继问世，又对《现代汉语词典》的发行构成重压。于是将王同亿先生看作是“不按常规出牌”、极具威胁的可怕对手，放言“王同亿不倒，辞书界无宁日”。以致钱学森先生及时提醒他:“你要注意防范背后”。

        因此，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所）与商务印书馆在韩敬体、巢峰们煽动下以“抄袭侵权”为由将王同亿与海南出版社告上法庭就不足为怪了。只是这场官司为何会以王同亿先生的败诉告结，他又为何沉默以对？实在令人费解。

           二、乱云飞渡仍从容

            1、词典作为编辑性的知识产品，是传承文化的工具，也是保存与强化文化基因遗传优势的重要手段。在辞书发展的长河中，每种辞书都是传承的一个节点，编纂者无一不是在对历代词典作比较研究与合理扬弃的基础上继承发展、改革创新的。其形式、内容有好坏优劣之分，却无抄袭侵权之说。

           2、词典中大量单个语词的共识性内涵及其简要表述是历史上约定俗成的或逐渐趋同的东西，非个人创造性的成果，是大家可以共享，不受法律保护的；义项更是如此。众所周知，包含《现汉》与《辞海》在内的近、现代辞书中的义项和例句大量辗转抄自《康熙字典》，就是词语释义可资共享的明证。

            3、共享具有“共识”的资源应遵循的原则、条件、限度，须以辞书立法的形式予以规范。显然，在词义的“共识”、“趋同”、“借鉴”、“继承”与“抄袭”的内涵以及相互关系不能界定、“抄袭”行为的构成要素与判定细则等尚无适用的法律之前，“抄袭侵权”是一个莫须有的伪命题。王同亿依惯例继承已趋同的某些词语释义合情合理，理应受法律保护。对方的控告只不过暴露了他们的傲慢、专横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但是控方凭借强大的行政资源开展宣传攻势、误导舆论、抹黑对手；妄图钻法律盲区的空子，将学术性问题混同法制问题；灌输“与我的相同就是抄我的”之类的荒唐逻辑以向审判施压。他们的策略竟然得逞。法院最后以驳回王同亿方的合理诉求、认定“抄袭侵权”成立而结案。

         对此王同亿先生深感失望与无助，也极为委屈与愤怒！何去何从，使他陷于两难之中：

         一是判决过程中瑕疵颇多，不能认同；首先，没有辞书著作权的适用法律条款，就直接套用著作权法处理缺乏根据。其实质是以议决代替依法判决。而人决之道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变成资源与实力的较量，科学性、客观性必然存疑；同时为了套用“著作权法”而推定辞书编辑作品享有“著作权”、草率认定《现汉》具有“独创性”、否定辞书义项释义趋同共识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等等，也是有悖常理、过于牵强和有失偏颇的，于词书的健康发展毫无建设性；

         二是几年的官司已让他耗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致长远计划严重受阻。与之据理力争于事无补，继续纠缠则更是得不偿失。由此他选择保留意见而尊重判决。同时决心离他们尽可能远点，闭门读书、潜心创作。

         这场官司在深深伤害王同亿的同时，也重创了中国辞书行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致使辞书建设数十年原地踏步、辞书立法依然无果，辞书继承与抄袭的法律解释仍是混沌一团。

         人身遭攻击、作品被封杀、创作之路被堵死的那些年，王同亿的处境确实极为艰难，令他身心俱疲。但他坚信自己绝非孤军奋战。伟人虽已逝教导永在心中、团队不复有而道义力量犹存。博弈远未结束，胜负未定，决不能退却。是金子总会发光。強者不屈，勇者无畏。加紧做好工作，把被浪费的时间夺回来，拿出好作品才是硬道理，也才是最有效的抗争！

         客观形势逼得王同亿不得不另辟蹊径。辞书建设的正确道路在哪里？在那个理论缺失、传统断裂、思想混乱的环境里，有理想、有抱负的辞书人动则得咎，无所适从：你要合理继承，他批你“抄袭”；你要自主选择义项例证，又批你“粗制乱造”。碰上这帮并无多少亲身编写辞书经验而又热心“挂衔”、发号施令、挑动内斗的人，自己不干又反对别人干的人，真是有理说不清！于是他转而着手对中华文化典籍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力图开辟一条辞书建设的新路。

         这一逼，逼出了他的第二个创新高潮，攀登上“一览众山小”的文化顶峰，成为名至实归的一代大师！

           三、卧薪尝胆谋新篇

         以语言普查为切人点研究古代汉语，依据语言普查的一手资料编写《词经》，是王同亿先生创作思想的一次飞跃，也是他对祖国文化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普查的意义就是在深入了解语言历史、正视现实的语言问题基础上积累传统语言与文化材料、开发配套的语言工具，推动民族文化走向大众的进程。

         然而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进行普查又谈何容易！那是一件其难无比、苦不堪言而又耗时无度的难事、苦事，非有大决心不敢动手，非用大智慧难有所成。

         为此，王同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文化普查，没日没夜的埋头于著名的“三大文库”的典籍之中。在1994年以后的二十余年里，他处于息交绝游，深居简出的隐居状态；每日清晨两三点钟起床，博览群书，潜心创作。没有经费、没有助手。从资料收集、文献阅读，再经比较分析、专题研究、成果汇集直到《词经》成书，千头万绪，艰辛无比却无怨无悔。

         在文献普查基础上，将个人创作理念与国家发展文化的大政方针密切结合，反复敲定“词经”的顶层设计；一部200卷的《词经》因之破土而出。

         《词经》是一部按《说文解字》格式编排、按改进型部首检索，将三大钦定原典中的诗文、史料、史论及评述经解构、重组后收录其中的“词经体”作品，一部凝聚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优秀遗传信息的文化新品种。其突出特点是：

         一是材料均从中华文库中辑录，具有客观性与权威性；二是以字词统帅资料，并据此对原始资料进行分类编排，即通过字、词、句等元素将优秀国学的史料、史论及诗文、评述等加以有机的链接。知识富集度高、信息量大、综合性强。从《词经》看近百年词书，真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三是在内容上侧重于文史资料中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特别是诗词歌赋及名言、佳句等高价值信息，直接面向广大民众。

          《词经》不仅是字词工具书，更是文化宝库。如同座座金山银山，读者可用它提供的工具(字词的释义)就地锻造出各式文化产品。在古为今用过程中炼出新人，涌出新作；

         《词经》问世不仅打破了中国词书界百年以来发展停滞的僵局，也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千年之最——第一次有了实用的全息式的大型语文工具书!  

         编撰《词经》的实践还极大的拓展了对语文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语文是历代的科考项目，也是当代中小学生的必修科目，是学好当代各门学科之根基，在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发展语文事业是国家大事。语文是民族文化之魂，事关教书育人、人才培养及民风、文风、党风建设乃至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塑造等战略课题。在《词经》面前,个人的知识显得是那么渺小，哪有可资骄傲的本钱!以《词经》为师，古为今用，正本清源，促进传统与现实结合。真正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当能改造文人相轻、拽文嚼字之类的陋习，改造文风与不良社会风气，对于文化传承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该是多么重要！

          拨开笼罩在王同亿先生经历上的迷雾，真实的王同亿形象及其相关往事的脉络场景便高清的呈现出来：

          一个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普通年轻编辑，得到伟人和大师们的鼓励、支持，为实现宏伟的辞书梦想，以超人般的毅力，承受住异乎常态的重压，以大手笔干成惊世骇俗的大事，以大智慧夺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烽火半世纪，前后几代人。任褒贬交织，荣辱无常，犹自强不息、志坚如钢，忘我拼搏的精神气壮山河。终至浴火再生，功成梦圆。

          这幅事关“王同亿现象” 的全息图景，恰如一部改革开放史，一部伟大时代、特定条件下形成的英雄传奇！人才问题是其中不变的主题，并且为人才难得、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等议题做出了权威注释，提供了丰富经验、展示了令人信服的风范。

             1、人才问题是文化传承的首要问题

          人才难得，综合型人才难得，跨学科的领军人才更难得。能“打通关”的领军人才百年不遇。

          辞书既不是人海战术的产物，也不是单打独斗的结果。要求编纂者应首先是思想者、组织者、设计者，然后才是执行者。素质过硬才能使作品过硬。当年王同亿凭借掌握多种欧美语言和物理学本底，三个月内硬是将数部充满各种外来语并有500个学科的外文资料分科后送给当时的各科权威翻译，这已成为历史绝唱。十多年后某单位投巨资想步其后尘，与美国梅林公司签署编译“韦氏大词典”的协议，就因找不出跨学科的领军人才而夭折。

          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对文化发展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是对领军人才的基本要求；而宽松的学术创作环境，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与珍惜人才、保护人才的机制则是人尽其才的首要条件。

          国家发展、人民需要就是命令。在总览全局，瞄准最高水平的前提下自主选题，并排除万难，确保实现。这种前瞻性、主动性在“英汉辞海”的编译上得到充分展现，《词经》的撰写更是如此。试想，若不是他自觉选择普查路线、全身心投入、凭着综合的扎实功底、历时二十余年而不歇的苦勤，哪会有今天的泱泱大作《词经》！

            2、构建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生态环境：

           王同亿不仅以他独特的方式为国立功，为民立书、为后人立德，为青年立样板，还期待构建起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生态环境。

          他倡导“志”、“苦”、“勤”、“韧”的行为哲学，坚信人的功业成败关键在于“志”， 勉励青少年要长志气、接地气、吃大苦，耐大劳。主张用“人一己百”的苦勤，持之以恒，获得十倍于人的一技之长，完成空绝古今的杰作。这是王同亿先生能始终自强不息，斗志不懈，才思不竭，创新不止的精神基础。

          立志也得从娃娃做起。志之根植于文化之土。自幼就要懂得爱国重土，对祖国文化权威要常怀敬畏之心、发自豪之情、立报效之愿。没有文化底蕴的欲望不能算志。王同亿是将志趣、理想、学识和执着的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

          青年人只要用心学习、追求卓越，皆可成才。立志越早，基础越牢，出彩机会越大。愿王同亿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

          大德无言，大爱无疆。贤哉王同亿，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