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台鉴：

　　我于2011年1月23日向贵会寄出举报信提请重启调查朱学勤抄袭案，今天收到贵会转来朱学勤博士的回复，特回复如下。

　　一、关于朱博士英语能力问题

　　朱博士认为我只认定全书（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有15处翻译错误，不能因此断言他不具有阅读英文学术著作的能力，其英语水平已由答辩前一外、二外学位课程考试评语，答辩后专家对其外语翻译能力的评审意见所认定云。

　　朱博士似乎未仔细阅读我的举报信。我在信中已明确指出，这15处翻译“只是朱学勤博士论文中翻译错误的一小部分”，并非说全书中只有这15处翻译错误。事实上，经我比对，朱学勤书中的翻译大部分都是有错误的，朱博士没请我当核对“外文专家”，我不必一一指出每处错误，只是列举一些低级的翻译错误，足以表明他的英语水平很差，不具有阅读英文学术著作的能力，更不要说翻译能力。我对朱博士英语能力的评估已公布网上，链接在举报信中已提供，请贵会委员们仔细比对，无需外文专家，只要有一定的英语能力，都可知我所言不虚。如果考试评语、评审意见认为朱博士有足够的阅读、翻译英文学术著作能力，只能说明这些评语、意见下得草率，所谓的外文专家并不合格，应重新做鉴定。

　　二、关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附录抄袭美国学者Susan Dunn《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中译本的问题

　　我在举报信中指出：“即使是为别人著作写序，在序中照抄其内容而不注明，让人误以为是其本人的观点、文字，这同样是抄袭。何况朱学勤还把《姊妹革命》中相关部分的注释也一一照抄过去，让读者误以为是朱学勤自己阅读这些原始资料后所写，更说明其刻意抄袭。更何况这是作为附录收入博士论文，已不具有序的性质，以序的特殊性为其辩护更无法成立。”

　　朱博士说我的这个说法前后矛盾，前一句说“照抄其内容而不注明”，后一句说“把相关部分的注释也一一照抄过去”，“注”是抄袭，“不注”还是抄袭，让人无所适从云。朱博士对此似乎理解有误。前一句的“不注明”指的是没有注明抄自《姊妹革命》，后一句的“注释”指的是从《姊妹革命》那里转抄的文献注释，都没有说明是抄自《姊妹革命》，前后一点都不矛盾。例如，如果有人照抄一节《中国移民史》的文字，连其中的文献注释也都抄过去，却不注明引自《中国移民史》，葛剑雄委员是否会认为由于也抄了文献注释，所以就不是抄袭呢？

　　至于朱博士辩解说这篇文章原来是译序，有其特殊性云云，只是重复了已被我在举报信中批驳过的观点。

　　三、关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正文抄袭美国学者Carol Blum《卢梭和道德共和国》的问题

　　朱博士承认其论文大量地摘译Blum著作，但不认为这种做法是抄袭，其列举的理由有三：

　　（一）“全书20多万字还有更多摘译，甚至全译西语史料的地方，不足为奇。如第一章‘思想的入口’第一节，全译18世纪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日内瓦’条目，连续8页不间断，也是长达18000字甚至更多，因来源单一，仅落注2处。”

　　我们指控朱博士抄袭，不是因为他大量地摘译Blum著作，而是因为他大量地摘译Blum著作却没有恰当地注明是摘译。大量地摘译甚至全译史料固然不足为奇，但是摘译了却不说明，让人以为是他本人的著作，那就成奇。朱博士说他的论文还有更多摘译，如果这些摘译注明了出处，那就与抄袭Blum著作的性质不同，如果没有注明出处，那只是说明他还有别人没有发现的抄袭之处，并不能说明他抄袭Blum著作就是合理的。不论他翻译《百科全书》的篇幅有多长，只要他明确说明了那是翻译自《百科全书》，就没人会说他那是抄袭，否则就是抄袭。

　　另外，朱博士连当代人的英语著作都摘译得错误百出，我不认为他有长篇翻译18世纪史料的能力，“汉语学界第一次译出18世纪《百科全书》相关条目”由没有翻译能力的人来做，并不是值得肯定的事，极可能也是译得错误连篇。

　　（二）“开卷第一页即有Blum引注。至全书结束，涉及此书引注共24处。”“书后附录‘外文专著，论文参考文献’，再次开列Blum此书，按姓氏字母排序，位列第二页第四行。”

　　朱博士论文有24处摘译Blum注明了引自Blum，只能说明这24处没有抄袭，并不能用以否定他还有更多的地方也是摘译自Blum却没有说明就不是抄袭。即以我统计的部分，51处文献注释只有14处注明引自Blum，剩下的30几处的文献注释其实大部分也是从Blum抄来的，内容也是从Blum抄来的，更何况还有从Blum抄来的内容连文献注释都没有的，这些都该注明引自Blum而没有注明，这难道不是抄袭？在书后众多的参考文献中塞进Blum一书，并不等于就可以在正文中摘译Blum而不必注明，否则还要文中的注释何用？

　　（三）朱博士认为“一般性叙述”不必一一注明，“但如方先生来信所述，无论什么情况都应下注，则难以思议。试问，‘戊戌变法发生于1898年，被镇压于慈禧等满清顽固派’，这样的史实或‘一般性叙述’在各类史著中，比比皆是，难道也应下注？”

　　我从来没有说过对所有的“一般性叙述”无论什么情况都应下注，我的举报信中说的是：“一般性叙述如果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是作者自己特有的归纳，或者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作者用独特的文字进行表述，那么照抄别人的‘一般性叙述’而不注明，同样是抄袭。”即在这两种情况下必须注明出处：一、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是作者自己特有的归纳；二、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作者用独特的文字进行表述。朱学勤所举的“戊戌变法”一句只是对众所周知的事实的简单叙述，不属于这两种情形，自然无需下注。但是如果对“戊戌变法”的经过有更多的归纳，或者叙述有特殊的文字风格，那么就不能照抄而不注明出处，否则充满“一般性叙述”的历史教科书岂不人人可抄来出版，不存在抄袭？

　　朱博士说我的这个逻辑“实在不知所云”，质问我：“既然是‘一般性叙述’，怎么可能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者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者表述时又怎么可能不经过‘自己的归纳或用自己独特的文字’？既然是‘一般性叙述’、‘众所周知的事实’，后人转录那些‘归纳’或‘独特文字’，怎么又成为抄袭？方先生用如此费解的逻辑来推翻委员会结论，其实是否定了‘一般性叙述’之存在，而否定‘一般性叙述’之存在，其实是否定了史学之特性。依照方先生逻辑，史学作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满目‘蛇足’，注释比标点符号还要多；要么是寸步难行，袖手不作。历史学将如何存在，如何发展？”

　　朱博士这段质疑，倒是让我觉得“实在不知所云”。“一般性叙述”当然有可能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为每个人对史实的掌握并非都一样。例如朱博士论文从Blum书摘译的有关颂扬卢梭的戏剧的介绍文字，就属于“一般性叙述”，但是无疑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朱博士在看到Blum的书之前很可能不知道这些事实，否则也不至于照抄Blum。如果朱博士否认这是“一般性叙述”，那么照抄而不注，岂不是更属于抄袭？

　　“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只是一两句大白话，如朱博士所举的“戊戌变法”一句，由不同的人来写结果来差不多，就无所谓“自己的归纳或独特的文字”。但是如果事实较为复杂，那么由两个人来叙述，就都可能有自己的归纳，有自己的文字表述风格，不可能雷同。“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这是一般性叙述，对明史学家来说也可谓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你能在自己的明史著作中就这么照抄过来，甚或还给加上《明实录》的注释，而不注明引自黄仁宇吗？

　　新近发现，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一书由朱博士执笔的章节新近被发现大量地抄袭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书中的“一般性叙述”，由于这是抄袭的中文著作，更容易认定抄袭。难道历史学的存在和发展是要靠抄袭别人的“一般性叙述”来填充自己的学术的？

　　最后，朱博士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叙述自己如何构思论文，如何得益于各位学界前辈，如何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何怀念写论文时的那个可歌可泣“思想启蒙的大时代”，现在又是怎样一个“思想萎缩的小时代”，暗讽质疑他抄袭的人是“以小时代清算大时代，窃喜于宵小末技”……这些我们无法核实，也与他是否抄袭Blum没有什么关系。

　　总之，朱博士对学术规范这一“宵小末技”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如果不是故意装糊涂的话），分不清翻译与抄袭，作序与抄袭，叙述与抄袭之间的区别。贵会对学术规范应该有比朱博士更准确客观的认识，因此再次请贵会重启调查朱学勤抄袭案。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联系方式：100022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48号北人泽洋大厦10层1005室彭剑转

　　2011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