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20北京晨报

　　就在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对朱学勤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做出“无罪”判决之后不久，“打假斗士”方舟子近日在其微博上再次力举上海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博士朱学勤抄袭的例证，他在微博上说：“朱学勤的大部分摘译都有低级错误，甚至错得离谱，看不出他有阅读英文原著的能力。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如果是原创，属于抄袭；如果是翻译，属于劣质译作。这样一本在学术道德和学术水平上都大成问题的著作，竟成了‘名著’，被当成教材、参考书……”

　　近年来学术丑闻频发，被揭露的抄袭、作假事件也不少。对此，方舟子感叹：“学术规范的失落，学术道德的沦丧，造成了如今学术环境混乱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即便是被揭露出来的作假者和抄袭者，也很难得到严厉惩处。我们一年打假上百起，真正处理的只有几起。”

　　风起云涌的学术打假和学术争端背后，暴露的是当下学术规范以及调查制度的缺失。惩戒学术不端行为，打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已经成为人们最终期盼的东西。

　　腐败表象 有章可循分四种

　　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学术不端事件的日益频发，却让原本是“小众名人”的方舟子成为了“大众明星”。作为从事学术打假多年的方舟子，他对于学术界的腐败问题可谓感触颇深，他对记者表示，“现在呈现在大众眼前的这些被揭露的学术问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但方舟子同时表示，尽管学术腐败的案例很多，不过就其表现，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学术腐败的表现无非几种，第一种是造假，包括抄袭、一稿多投、成果造假。抄袭很清楚；一稿多投就是改头换面，多处发表，这样一个成果就变成了多个；成果造假也好理解，一些看起来像学术成果的其实是假的，根本不能实现。第二种表现是浮躁，有一点儿成果就拼命地吹嘘、夸大。第三种表现是学术资源过分集中，比如有些规定某种课题的首席科学家必须为拥有某种‘头衔’的专家和学者，这样便可能出现控制资源的情况，可能把某项学术资源分配给跟其比较亲近的人，像学生、下级等，别人则无法染指。第四种表现就是行政干预，本来行政是为学术服务的，但是现在有时会反过来，学术权力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而不是学者手里。”

　　学术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泛滥成灾。方舟子对记者说：“不管是汪晖事件，还是朱学勤事件，其实仅仅是其中的几例，这些年来我们每年打假都要上百起，其中学术腐败就占了很大的部分。”

　　惩处无力 抱圈子互相袒护

　　在任何国家，学术腐败都是不可避免的。方舟子说，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学术腐败的案件，但问题是，我们一年中揭露的上百起事件中，真正能够得到严厉惩处的可能只有几起，绝大多数都不了了之了。比如汪晖事件，汪晖始终不做声，是不是就没有人去调查和处理了呢？而朱学勤如果不是自请调查，是不是就不对其进行调查了？

　　另外，对于学术界知名人士的不端行为好像更难处罚。对此，方舟子认为：“真正因为学术腐败被处理的，大多是学生或者不太知名的研究人员，而知名度较高的专家和学者则很少受到惩处。这就会给人一种感觉，一个人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声誉到了一定的程度，即使他出现了抄袭、造假等不端行为也很难得到严惩。现在的学术界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很多专家和学者会抱团、抱圈子，并形成利益共同体，霸占某些学术资源，互相维护、袒护等，甚至有些学术腐败案件就是因为不同圈子之间出现矛盾而被揭露出来的。”

　　学术圈子的形成让更多的造假者安枕无忧，方舟子说：“这些圈子里的人缺乏是非观念，只有圈子意识，有问题出现不是看是非而是看圈子。”

　　问题根源 私利和体制缺陷

　　近些年，被媒体关注和报道的学术腐败案件越来越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学术界的沉疴难治，方舟子用了两个词“利益、体制”。

　　方舟子说：“首先是体制问题，中国的科研体制不独立，是官本位的学术体制。它的问题在于，学术权力不是掌握在学者手中，而是行政人员手中，这些学术权力的掌握者往往没有精力或缺乏专业知识、技能去评估学术成果，于是便出现了对学术成果只看重数量不看质量的问题，即只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出了多少成果，而且这种评估方法直接和研究者的待遇、职称、获得项目和经费的机会有关，这就导致研究者们互相攀比论文的数量。但研究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为了追求数量，有人就会选择抄袭、一稿多发等手段。其二是受浮夸风气的影响，以多为好，以大为好，却不管这些学术成果的质量究竟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腐败成本的低下也是很多研究者不惜造假的原因之一，方舟说：“我们对于学术造假的监督和处罚力度太小，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包庇，比如朱学勤抄袭事件，朱学勤公开邀请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调查，看起来坦坦荡荡，但是一开始就有人指出，复旦大学委员会内一些人和朱学勤关系很好，会不会包庇他？因此，朱学勤涉嫌抄袭被判‘无罪’也在某些人的意料之中。”

　　此外，学术失范与我们教育尚存的某些问题有关，方舟子说：“很多造假其实源自学生，但是我们缺乏相关的教育，学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往往糊里糊涂就犯了错，而其他学生与老师也没有引以为戒。”

　　学术失范 丧失信誉难发展

　　学者、专家和教授原本是一个让人仰望和崇敬的群体，然而现在这个群体却接连被曝抄袭、造假等让人很难接受的行为。方舟子说：“学术环境的恶化，学术腐败的泛滥，将会让最后一片净土沦陷。”

　　学术腐败的恶果不仅仅是让学者失去崇敬，“而且，学术腐败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受到影响和削弱。其次，凭借抄袭、造假等不端行为的人不但得不到严惩，往往还会掌控更多的学术资源，这对于那些老老实实做研究的人是很不公平的，而且因为论文、成果数量没有造假者多，导致其在待遇、职称等方面自然也比较低，比不上造假者。其三，一旦造假者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便会变本加厉地去控制学术权力，控制学术资源，打压那些真正下功夫做研究的人。最后，腐败还会影响学术风气，使学术界丧失应有的信誉。因为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如果学者、教授成为了知识的造假者，学术这片最后的净土也将沦陷。”方舟子说，学术失范将让学术界失去尊严。

　　矫正手段 让规矩真正给力

　　那么，面对学术腐败现象，该如何矫正呢？方舟子认为有效的方法不是很多，他说：“规范并非没有，监督机制也不缺席，奈何起作用的太少了。”

　　方舟子进一步分析：“长期的治理办法，无疑是体制的改革，打破行政管理学术的现状，割断学术和利益的纽带，并加强学术规范的教育。短期的方法则是建立有效的监督体制，不能光靠民间的揭露，民间的揭露不仅力量小，而且也没有公信力。国外的方法可以借鉴一下，比如有一套严格的规范、严厉的处罚制度和严密的监督机制，还要有完善的教育系统，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设有专门学术规范的课程。”

　　然而即使采纳了这些办法，方舟子认为要想矫正学术腐败仍存在一定的困难，他说：“其实我们并非没有规范，也并非没有检查监督机制，很多部门都公布过相关的学术规范，也成立过专门的机构，但是学术腐败事件未见减少，学术不端者依旧我行我素。所以，不是没有规范，而是执行不力，是人的问题，怎样解决人的问题，让规矩真的能起作用，才是减少、杜绝学术腐败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我国的学术环境，而那时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更有看头，更有水平”。

　　晨报记者 周怀宗

　　方舟子学术打假大事记

　　2000年8月

　　美籍华人科学家陈晓宁携带三大基因库回国，方舟子发表公开信，称同等产品在美国用3000美元至4000美元就可以买到。随着媒体的报道，“基因皇后”的追捧声在一片质疑声中迅速消退。

　　2001年1月

　　方舟子发文揭露当时国内流行的珍奥核酸等“核酸营养品”不仅没有保健作用，还会有副作用，掀起轩然大波。之后，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珍奥核酸虚假宣传。

　　2004年10月

　　方舟子调查发现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的“西安翻译学院被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授予中国最受尊敬大学第10名，而其校长丁祖诒则高中最受尊敬校长第2名”只是一个付费广告，而不是《洛杉矶时报》记者采写的报道。

　　2005年9月

　　方舟子揭露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候选院士肖传国简历有假，称肖所谓“国际公认的”“肖氏反射弧理论”是利用国内外信息不对称的“自吹自擂”，并引发社会对肖传国所治愈患者的关注。

　　2005年11月

　　方舟子在“新语丝”披露，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刘辉履历造假，导致刘辉被清华大学开除。由此掀起一场关于学术腐败的大讨论。

　　2006年3月

　　方舟子发表《为什么我认为魏于全院士的论文有假》一文，一场关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涉嫌学术论文造假”的风波席卷整个中国科学界。

　　2010年7月

　　方舟子在其微博上向“打工皇帝”唐骏“开炮”，称他学历造假，随后网上流传开一份唐骏校友通讯录，同时一些企业高管和公众人物的学历问题也被抖了出来。

　　方舟子在其微博上首先揭露“神仙”李一表演的“神通”有假，其养生班有骗财骗色的嫌疑，并涉及到一大批被认为是李一弟子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