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2年11月30日在甄朔南、郭正谊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整理）

　　我不认识甄先生。刚刚看了他的简介，发现他的科普著作的书名有几本我有印象，应该是我小时候读过的，不由感到亲切。我和郭先生就很熟了。郭先生追悼会那天，我已定下要做电台直播节目，没法去给他送行，现在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缅怀他，算是弥补。

　　郭先生的科普著作，像《打开原子的大门》，也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当时也没有记住作者的名字。我和郭先生开始有联系，是1999年反法/轮/功的时候。当时何祚庥先生在国内批判法/轮/功，中国政府对此还没有表态，有人怪他多事，我在国外知道后，发起一个签名运动支持他，并陆续写了十篇解剖法/轮/功的文章。郭先生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叫《法/轮/功解剖》，收在他编辑的“赛先生茶馆”丛书里。这是我在中国大陆出的第一本书，当时为了抢时间，没签出版合同，已出版了才通知我的，我也不介意。

　　2000年，我第一次回北京，当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苏青请我在北理工做一场报告，所以我计划直飞北京，抵达当天下午就去做报告，然后再回老家。不料因为天气原因没赶上飞机，改飞广州转机，报告的时间赶不上了，由司马南去救场，我抵达后再直接赶过去接着讲。我后来知道，是苏青找了郭先生，郭先生又找了司马南。那是我第一次和郭先生以及司马南见面，司马南向我介绍郭先生是他的老师。报告会后我和郭先生谈到处理法/轮/功的问题，很多看法我们都一致。例如，我认为由政府来处理法/轮/功问题，会被当成是一场政治运动，在公众和国外的形象都不好。应该是由民间力量来主导对法/轮/功的批判。郭先生对此很表赞同。我很欣慰地看到后来成立了一个民间反邪教协会，由郭先生担任副理事长。

　　郭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热心而谦和的老人。之后我在国内的时间越来越多，由于家庭的原因主要在北京，与郭先生的交往就多了。郭先生人脉很广。如果说国内存在一个科普圈的话，是郭先生带我进了这个圈子。他就像一个介绍人。比如我第一次和于光远先生见面，是郭先生带我上门拜访的。以后我几次和于老见面也都是郭先生陪着去的。在座有几位，也都是通过郭先生和我认识的。

　　郭先生不仅是一个科普作家，更是一个科普活动家。十三年来，我们不仅一起反对邪教，也一起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反对反科学。在这一过程中，我遭到了一些报复，诉讼就有十几起，还遭遇了雇凶袭击。郭先生总是用各种方式支持我。在我寻求帮助的时候，郭先生是我首先想到的人士之一。2006年，武汉法院判决我损害肖传国名誉权，舆论大哗，很多人要捐款替我支付诉讼费用，我个人不愿接受捐款，由朋友们发起资金募集，郭先生是发起人之一。此后郭先生通过多种渠道批评、反映肖传国案和其他几起针对我的类似案件的不公，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他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比我今天所能说的，要多得多。我感激他，怀念他。

　　郭先生是化学科班出身，上个世纪50年代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和从事科研。70年代末80年代初，郭先生有感于中国社会迷信、伪科学泛滥，觉得搞科普会比在大学每年培养几个大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更大，改行专职从事科普工作。他不仅从事化学方面的科普，留下了《太阳元素的发现》、《打开原子的大门》这样的经典科普著作，而且对迷信、巫术和江湖骗术有深入的研究，例如能用化学知识破解巫术骗人的招数，创作并监制拍摄曾在农村广泛放映的科教电影《巫师的骗术》。有人觉得这属于低级的科普，但是在一个绝大多数国民都不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国家，这类科普尤其显得重要。在中国从事科普有时是要冒着风险的，尤其是在揭露伪科学、江湖骗术、商业骗局和邪教的时候。但郭先生不怕惹事，不怕得罪人，虽然因此饱受攻击，被江湖骗子们称为“恶人”，也乐此不疲。在很多科研人员、科普人士明哲保身的时候，他挺身而出。

　　正是由于他富有正义感、科学素养和勇气，使得郭先生不仅是一个卓有成就的科普作家，更是一个反邪教、反迷信、反伪科学的斗士，一直战斗在最前线。他的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关心、支持我的前辈，更失去了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他的科学精神和战斗精神，在今天尤其可贵，激励着我们继续去普及，去战斗。

2012.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