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最早被发现抄袭，在其去台湾旅游后写的《想象的祖国》一文，该文的开头：

　　“1947年，一个叫郑定邦的建筑师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把一张中国地图贴在台北街道图上，中轴线对准中山南北路，然后把中国地图的地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所以熟悉中国地图的人很难在台北迷路，因为一抬头就是‘温州路’、‘西藏路’、‘武昌路’。”

　　抄自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她抄得还很不认真，龙应台后面说了1947年台北街道以大陆地名命名不可能是为了反攻大陆，她给抄成了是为了反攻大陆——这也太没有历史常识了，1947年是没有“反攻大陆”一说的。

　　这不只是抄资料，更重要的是抄文字表述。看过龙应台的书，知道台北街道命名情况，写进自己文章中，当然可以，前提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蒋方舟则是照着龙应台的书抄，所以才会出现雷同的文字表述。

　　这只是抄一段知识介绍，也许还算不上严重。但蒋方舟的抄袭并不限于此。即使是情景描写，她也抄。请看蒋方舟近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的《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89803f0102eev4.html ）。这是一篇介绍苏联作者尤里·德鲁日尼科夫的读书笔记，整篇文章由各种直接或间接引语堆砌而成（连标题也是引自德鲁日尼科夫小说《针尖上的天使》里的话），唯一看上去有点独创的是文章开头的一段情景描写：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居住在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谎言国度里，每天早上穿越过静卧的河流和贴满领袖肖像的墙，上学去。他坐在教室，打开课本，抬起头，定下心准备聆听一番胡言乱语。”

　　然而这段描写，实际上是抄自俄裔美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一文的最后部分（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2026&PostID=17784537 ）：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从没有人这样称呼过。 

　　还有一座城市。这是地球上最漂亮的城市。一条无尽的铅灰的河流覆盖着这个城市，如同那无尽的铅灰的天空覆盖着这河流。河的两岸，耸立着许多带有精雕细琢之立面的雄伟宫殿，如果这男孩站在右岸，那么左岸看上去就像那被称之为文明的巨形软体动物的标记。那文明已停止存在。 

　　每天清晨，当天空还挂满星星，这个男孩就该起床了，喝下一杯茶、吃下一个鸡蛋后，伴着广播里传出的关于新的炼钢记录的通报，跟随着士兵们为领袖（这领袖的画像就挂在男孩那还留有体温的床铺上方的墙上）所合唱的颂歌，这男孩沿着白雪覆盖的花岗岩河岸向学校走去。 

　　宽宽的河流静卧着，白茫茫的，覆着冰衣，像是大陆向静谧伸出的舌头，一座巨大的桥在深蓝的天幕中形成一道弯弓，像一幅钢铁的腭。如果那男孩有两分钟多余的时间，他会走上冰面，向河中心走上二三十步。在这段时间里他会想象，鱼儿在这厚厚的冰层下正在做什么。然后他会停下来，转个180度的弯，回身跑去，脚步不停地一直跑到学校的门口。他会冲进楼厅，将他的帽子和大衣挂在挂钩上，然后飞跑着上楼，冲进他的教室。 

　　这是一个很大的教室，有三排课桌，领袖的画像在教师座椅后面的墙壁上，还有一张由两个半球构成的地图，其中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在他的座位上，打开他的书包，将他的钢笔和笔记本摆在课桌上，抬起头，静下心来准备听那胡言乱语了。”（刘文飞 译）

　　蒋方舟几乎照抄了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中间一句则是对原文的缩写。《小于一》是布罗茨基对自己生活的回忆，与德鲁日尼科夫毫无关系，所以蒋方舟在这里并不是在改写有关德鲁日尼科夫的资料，而是抄袭布罗茨基的回忆，把它当作德鲁日尼科夫的经历。

　　写篇散文、随笔都要抄书，说明此人既无文学天赋也无文字洁癖。散文、随笔是最个性化的，有文字洁癖的人会尽量避免和别人撞车，更不要说去抄算不上妙句的表述。也正因为此人是被包装成“天才”的庸才，在她妈没法再替她操刀后，就只好靠抄袭混日子。在被人揭露抄袭后，依旧恶习不改，可见其胆大妄为。纽约时报中文网会请一个习惯性抄袭者当专栏作家，难怪有人感叹纽约时报中文网和纽约时报的差距，是红烧狮子头和狮子的差距。

　　201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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