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我在他的笔下成了病人

　　2012年06月26日北京晨报

　　记者：周怀宗

　　争议中，媒体能挺身而出吗？

　　6月22日，方舟子在网上发表文章称自己受到某个媒体的“构陷”。他在文中表示，和自己相关的长篇报道，并没有采访过自己，他说：“如此多的造谣、断章取义，如此构陷一个不具有公权力的普通公民，大概是空前的。”

　　真相如何，尚不得而知。值得思考的是，媒体在社会问题、文化性事件中究竟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如何才能把最真实的事件呈现出来？为此，晨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他说：“媒体作为公共平台，保持中立、客观和平衡应该是基本的原则。”

　　平衡是报道的第一原则

　　北京晨报：媒体在报道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喻国明：在对待双方有争议的事件时，第一个原则应该是平衡。即相对客观、对称地反映双方的情况。并不是篇幅的问题，而是应该保持一个中立的立 场，对双方的论点、要点要有相对平衡的反映，媒体不能做审判，在不涉及国家利益，不涉及违法问题等情况下，应该是相对客观、中立的平衡态度。

　　北京晨报：平衡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必须遵循的原则？

　　喻国明：就是对自己态度的责任。媒体是一个表达的平台，在面对社会问题，文化性的事件时，态度的表达应该邀请一些第三方的人士，比如学界、文化界的学者等，进行讨论，从第三方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或者学理的角度等，为读者提供一些意见，不应该由报道者自己表达。

　　媒体不能成为私器

　　北京晨报：如果媒体在报道中带有自己的观点会如何？

　　喻国明：媒体的报道不能偏袒，尽管报道者有自己的立场，但不能在报道中偏袒某一方。媒体是公共平台，它具有公共属性，不能成为私器，更不能成为一方打击另外一方的工具。

　　北京晨报：那么报道者的态度应该如何处理？

　　喻国明：通过第三方来表达是比较合适的。媒介的力量很强大，如果把这种力量聚集在谁的身上，他在表达上所占的优势就非常大。所以作为公共平台，在这一方面尤其应该注意平衡，不能自己挺身而出为某一个人说话或者辩解。

　　北京晨报：那在什么时候应该有鲜明的立场呢？

　　喻国明：在涉及国家利益或者违反法律法规的事件上，在弄清楚事实的前提下，应该有鲜明的立场。在文化性的问题上，除非事情水落石出，并且有超出事件本身的社会、文化等等意义，才有可能通过评论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整篇报道未采访我

　　北京晨报：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报道的？

　　方舟子：大概两个多月前我就知道他们有这么一个选题，他们曾通过别人询问过是否能采访我，被我断然拒绝了。此前他们发表的《差生韩寒》，让我对他们的印象并不好，恰好想采访我的记者也是同一个人，所以不想接受他们的采访。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印象不好？

　　方舟子：我觉得他们报道完全是站在韩寒那一边的，而且那种写法给我感觉很糟糕，都是采访一些周边的人，写作中对于事实的求证也很少，反而是想象的内容比较多。网上有人把这种写法称之为“知音体”。就我来说，很难有好的感觉。

　　北京晨报：据您在文章中说到，在出版前一晚上，他们联系了您？

　　方舟子：报道是6月21日出版的，6月20日晚上7点39分，他们的记者给我发了封私信，说是第二天要发一组关于我的报道，希望能采访我。我看到这封私信时已是深夜，当时看了只觉得可笑。我知道他们为了这组报道已准备了两个多月，怎么到最后一刻才想起要直接联系我做采访了？

　　这是刻意的抹黑

　　北京晨报：看到报道后的感觉是什么？

　　方舟子：看了报道以后，我发现他们其实在挖我思想的根源，从我当年刚刚上中文网开始，很多十几年前的事情都被挖掘出来了。但这些事情却并不是当初真正的面目。

　　北京晨报：事情有出入吗？

　　方舟子：里面的内容，有一部分是根据一个网友写的一篇《我曾经见过一次方舟子》的文章中得来的。还有一部分是采访了一些以前和我论战的人，不少都是十几年前的论战了。这些东西都没有经过严格的调查，很多都不是事实。此外，还有引用我的文章或者以前的一些话，很多都是断章取义。

　　北京晨报：您在反驳文章里说被“构陷”，是因为这些吗？

　　方舟子：两篇文章给我的感觉，就是“构陷”我，刻意把我写成一个偏执、心理有病的人。其实在最初他们想采访我的时候，主题就是“病人方舟子”，和“差生韩寒”对应。

　　给我扣的帽子太大了

　　北京晨报：您认为文中对您的描述是不当的？

　　方舟子：有些事情，我觉得很无聊，比如说我十几年前在论战时怎么死不认错等，这么久的事情，即便是真的，也没什么意义，更何况不是真的。此外还有一些丑化我的、胡编的内容，我觉得都是一种构陷的方法。

　　北京晨报：能举一些例子吗？

　　方舟子：有一些是非常荒唐的，比如报道中说：“公众基于信任把打假的公共权利让渡给方舟子，方舟子怎么能够用它去‘镇压’反对者？”我觉得也太可笑了，我哪里有什么公共权利，我有的不过是我自己的言论而已，我打假这么多年，有一些公众对我抱有信任，这有可能，而且我倘若真的滥用这种信任，信任也就没有了。和公共权利没有什么关系，更不用说谁让渡给我。还有，报道中的题目《方法：方舟子与他所影响的论战法则》，似乎认为网上的人身攻击、谩骂等互联网风格，应该由我负责，这是很搞笑的事情。此外，还有许多方法，比如头版把我的照片加以处理，加上许多斑点，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心理学上有专用的名词，叫做“密集物效应”，这样处理我的照片，给人看后会觉得这个人很讨厌。

　　挖掘的不仅是真相

　　北京晨报：您觉得是构陷，是否因为对您有利的描述太少？

　　方舟子：我觉得，一个媒体，用四个版，包括头版头条，来抹黑一个公民，以前从未有过，可以说是空前的。之所以觉得是抹黑，并不仅仅是因为缺少对我有利的描述，而是在方法上有问题。首先，采访的对象大部分都是我的论敌，文中有许多地方，直接就把这些人的观点当做事实来陈述了，甚至连引用都没有说明。一个客观的报道，记者至少应该调查一下，不能把一方的观点当做事实。此外，还有一些和我没有关系的事情，也要加在我的头上。比如关于基金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不仅在媒体上说过，也公开发表过声明。这个基金是网友自发的，我本来不接受，但是他们自己还是弄了。我最多是一个受益者，并非是管理者，文中说的不肯公布收支明细等，事实上，我是没有权力做这些事情，和我没有关系。

　　北京晨报：在这一事件中，有支持您的吗？

　　方舟子：有，但也仅仅是泛泛几句。

　　除了写文章只能认命

　　北京晨报：您会怎么应对这个报道？

　　方舟子：我写了一个长篇的反驳文章，列举了一些不实的内容，对一些谣言也进行了反驳，但是报道中这样的造谣、断章取义构陷还有不少，一篇文章不可一一反驳，因为要构陷我很容易，随便一句话就行，而我要反驳，则必须以长得多的篇幅进行解释，如果要对报道中的每一处构陷都做反驳，几万字都未必够用。

　　北京晨报：还有后续的说明吗？

　　方舟子：我可能还会再写一篇文章反驳。除此之外，也就只能算了。我以后不会再看这个报纸了。这篇报道出来以后，也有一些学者、评论家批评，认为报道不应该这么写，我想，对这份报纸的声誉，也应该会有不太好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