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那篇被《南方周末》称为因为“脱离事实辩论却措词激烈攻击性高涨”而被《中华读书报》王洪波拒绝刊登的文章。大家看看，哪里“脱离事实”“措词激烈攻击性高涨”了？王洪波拒登的真实原因是不敢得罪朱正琳。文中批驳了“文革招数”“思想压迫”的指责，还有现实意义，因为文傻们至今仍如此指责我。

                     且慢为伪科学鸣冤叫屈

                         ——答朱正琳《为〈新语文读本〉鸣冤叫屈》

    《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3日刊登朱正琳《为〈新语文读本〉鸣冤叫屈》一文，指责我对《新语文读本》一书的批评采用的是“文革招数”，“戴帽子、揪辫子、打棍子”或“无限上纲”云云，原因是因为我批评《新语文读本》向中学生推荐许靖华的《达尔文的错误》一文是在用伪科学毒害中学生。记得鲁迅说过，指着良家妇女说她是婊子，是骂；指着婊子说她是婊子，就不算骂。同样，将一篇科学文章说成伪科学文章，那才叫“戴帽子、揪辫子、打棍子”；说一篇伪科学文章是伪科学文章，则不过是指出了一个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许靖华的观点是不是伪科学，对此我已有详细的论证。而朱文对我的论证没有任何的反驳，仅仅是因为我将其评为“伪科学”，就要为之鸣冤叫屈，那么朱正琳是否认为世上本无所谓伪科学，因此任何文章、著作被评为伪科学，就都是冤屈呢？

    余生也晚，刚刚懂事时文革就已结束，没有亲受过“文革招数”的厉害。但是从二手资料也不难了解到，“文革招数”的特征在于毫无根据地凭空捏造“罪名”，而不在于“罪名”本身。所以，如果我是有根有据地断定许靖华的观点是伪科学，一套中学生读物推荐伪科学文章当然是在毒害中学生，这不叫“文革招数”。倒是朱文凭空强加给我一连串的“罪名”，甚至指责我在压迫思想自由，颇有点“文革招数”的味道。

    没有人否认，思想自由是科学研究乃至一切学术研究的前提。但是，思想自由不等于免受批评的自由。你有宣扬伪科学的自由，我也同样有批评伪科学的自由。批评某种观点是伪科学，和压迫思想自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如果因为宣扬伪科学而遭到政治和法律上的迫害，那才有思想自由的问题。只许你宣扬伪科学，不许我批评伪科学，没有这样的“自由”。同时，科学研究光有思想自由是不够的，还必须遵循科学方法，受过适当的科学训练，也就有一个“资格”的问题。你有思想的自由，却没有在科学问题上无视证据和逻辑而胡说八道的自由。朱文只看到了“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呆了两年，不肯‘勤奋学医’，后来到剑桥大学学数学不成又改考文学士学位，‘白白浪费’了三年时间”，就否认创建进化论需要“资格”，却没有看到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加入普林尼学会，在剑桥大学追随亨斯娄学博物学，又花了五年时间随贝格尔号环球考察，才争得了创建进化论的资格。朱正琳见到我说许靖华做为一名沉积地质学家没有质疑进化论的资格，被排斥在生物学界之外，就大惊小怪，正是因为不了解科学界惯例的缘故。许靖华不曾在生物学杂志上发表过任何有关论文，生物学杂志也从来不曾讨论过他的观点，他对进化论的观点都是通过出版通俗著作、写作通俗文章的方式向外行推销，我说他被排斥在生物学界之外，不过是指出了一个事实而已。

    我之所以要强调许靖华的观点不被生物学界所承认，是因为在中、小学课堂上，只应该传授获得科学界普遍承认的科学观点。初等教育必须择优而教，而不应该打着“思想自由”的幌子把精华和糟粕一起交给心智未发育成熟的中小学生去自我识别。正是因此，我们只教天文学，不教占星术；只教化学，不教炼金术；只教医学，不教巫术。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美国科教界一致反对在公共学校同时教神创论。美国原教旨基督徒也一直在喊冤叫屈，说美国科教界压迫他们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正所谓“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正如朱文所说，许靖华并不完全否认达尔文进化论，他还承认达尔文共同祖先学说的正确性（我在《“适者生存”还是“幸者生存”？》也提到这一点），但是这是无关的问题，并不能成为他否认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就不是伪科学的理由，就像有些神创论者承认“微进化”（物种内部的进化），但否认“大进化”（物种以上的进化），同样也还是神创论。至于因为我说许靖华的邪说“只在反进化论的中国人文学界才找到了知音”，朱文就说我是在说“整个‘中国人文学界’（的学者）都成了‘反进化论’的了！也都成了‘反科学’的了！”则未免有些歇斯底里。以我的所见所闻，我认为中国人文学界普遍有反进化论的倾向，乃至以反进化论为时髦，所以以“反进化论的”修饰之，但是我并没有说“整个中国人文学界”都如此，更没有否认中国人文学界还有人支持进化论，“整个”的说法是朱正琳所强加的。不知朱正琳如果听到“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说法，是否也会跳出来说“整体中国人民都成了勤劳勇敢的了！难道中国人民当中就没有不勤劳不勇敢的！”？

    许靖华的文章和观点是《新语文读本》收录和正面推荐的，是《新语文读本》的一部分，我当然可以因此说《新语文读本》是在宣扬伪科学，这和《新语文读本》收了多少文章，许靖华的文章占的比例多大，《新语文读本》其他文章的质量如何，没有关系。俗语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你不能以这锅粥中老鼠屎和大米的比例来论证这锅粥并没有坏。任何人只要找一家中国书店转一圈，就可以发现有无数的伪科学著作——包括一些面向中小学生的读物——正在一版再版，大行其道，很少听说有哪本伪科学著作被销毁禁止发行。朱正琳做为电视台读书节目的策划人，对中国出版界的了解更应该深于一般人，所以他说我的批评使“《新语文读本》恐怕已无活路，结论只能是把它销毁并永远不得再版”，不应该是出于对中国出版业的无知，而是为了丑化我的危言耸听。我不是“学术警察”，更不是“出版警察”，没有掌握一本书的命运的权力。我也历来主张伪科学著作有出版的自由（我只是认为对伪科学著作必须揭露），所以我并没有呼吁政府部门禁了这本书，而只是提醒“中学学生、老师、家长们要当心”。难道只许你称赞伪科学著作是“难得的好书”，就不许我提醒消费者多留个心眼，不被误导，免受其害？

2002.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