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1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旷日持久的大饥荒不仅降低了出生率，而且还改变了生男生女的比例。根据近日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上的统计结果，在1960年4月出生的新生儿（即在1959年7月怀孕）中，每千名新生儿男孩占521名，而到了1963年10月，每千名新生儿中男孩数量降低到510名。之后在不到2年时间内男孩数量急剧增加到518名，然后增加缓慢，到1982年时达到520名。

　　在正常情况下，生男生女的比例基本相等，男孩稍微多一些，但是由于男孩比女孩容易夭折，到成年时男女比例仍大致相同。不仅人类如此，其他动物也大多如此，在一般情况下动物的性别比例相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生物群体的雌雄比例相同，其实很不合理，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大部分动物都不实行一夫一妻制，一个雄性动物足以使无数的雌性动物怀孕，要满足传宗接代的需要，一个群体只要有少数几个雄性就绰绰有余了，其他雄性只是在浪费资源。但是，为什么在绝大多数生物群体中，雌雄的比例都相同？

　　有人会说，这正是因为动物后代的性别是没法任意选择的，而是随机的。绝大多数动物的性别是由精子决定的，比如在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带Y染色体的精子决定雄性，带X染色体的精子决定雌性，由于Y精子和X精子比例相同、活力一样，而且每次射精含有几亿个精子，样品库足够大，平等竞争，所以在概率上，生雄生雌的比例相同。

　　但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两种精子的比例，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也可以使雄性产生不同比例的精子，或者使卵子有选择地偏向于与某类精子结合，从而使雌雄的比例发生改变。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是要让雌雄比例保持相同？这是进化出来的，由自然选择决定的。

　　假定在一个生物群体中，雄性数目要比雌性少，比如说是一比四，一头雄性平均与四头雌性交配，这样的话，做为雄性，其基因的传播率是雌性的四倍，也就是说，在进化上，雄性有四倍的优势。如果有一个母体发生了基因突变，倾向于生儿子，她的基因就会很快地在群体中传播开去，在后代中雄性会越来越多，直到雄性和雌性的数目相等，雄性在进化上不再具有优势为止。反过来，如果雄性的数目多于雌性，雌性的数目也会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增加，直到二者扯平。可见，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一个群体的雌雄数目不能不保持大致均等。自然选择之所以会选择出这个结果，其原因又是因为在有性繁殖中，基因一半来自父方、一半来自母方，在基因的传递上，雌雄平等。

　　这个解释还隐含了一个假设：在一个群体中所有的雄性都有相等的交配机会，所有的雌性也都有相等的交配机会，而且雌雄交配是随机的。在某些情形中，这个假设不成立，那么雌雄的比例就不会相等。例如，如果一个生物群体存在着等级，不同等级的交配机会不同，那么，后代性别比例也会发生变化。等级较高的，会生更多的儿子，因为它们的一个儿子可以跟许多雌性交配，传播基因快；而等级低的，会生更多的女儿，生了儿子也不容易找到配偶，生了也白生。

　　1985年通过对苏格兰红鹿的研究，证实了这项预测。这种红鹿实行一夫多妻制，母鹿中则存在着等级制度。等级高的母鹿能够抢到更多的食物，长得更强壮，它们的后代能受到更好的照看，结果它们的后代也比平均水平强壮。如果母鹿能够本能地“知道”自己的等级（比如，老是觉得肚子饿或血液中二氧化碳含量高，就意味着等级低），那么等级高的母鹿将会倾向于生儿子，而等级低的将会多生女儿。

　　人类似乎也存在这种现象。1997年，英国科学家公布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老夫少妻的后代中儿子多于女儿，而老妻少夫的后代则是女儿多于儿子。在英国，老夫少妻多发生于上层阶级，而老妻少夫则多发生于社会的底层，因此这似乎表明人类后代性别的比例也存在贫富差异。

　　但是人类社会的等级并不像动物的等级那么明显而绝对，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等级高意味着掌握的资源多，而等级低意味着掌握的资源少。所以我们也可把问题转化成在资源多时多生男，资源少时多生女。资源最少的时候也就是经常处于饥饿状态、营养不良的时候。据此我们可以预测，女人在长期饥饿时会倾向于多生女孩。大饥荒就是这样一个自然实验，而对它的研究结果也符合这一预测。实际上，饥饿的影响可能是很快速的。此前有研究表明，穆斯林妇女如果在斋月（该月内每日从黎明到日落禁食）期间怀孕，那么更有可能生女孩。

　　这些当然都是身体本能的反应，而不是有意识做出的选择。我们人类也是长期进化的产物，人类的许多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带着自然选择的烙印，虽然我们未必意识到。

　　2012.3.28.

（《新华每日电讯》20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