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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不后悔和肖传国一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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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按：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称他不后悔和肖传国联署“海河内外学人上书”，并称我说他《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书剽窃是根据别人，别人是诬陷还是属实我没有研究。其实我抽查比对过，认定别人对他的指控属实，他作为研究员应首先受处理。倒是徐友渔承认没看过我妻子的论文就跟着签名上书了，“根据公开信里提到几点和自己的经验，认为是真实的”，就这么污人抄袭，这个获奖学者真严谨。
徐友渔：不后悔和肖传国一起签名
2012年03月18日羊城晚报
上周本版推出包括方舟子本人专访的“谁是方舟子的下一个目标”专题，其中提及100多位海内外各界人士联名上书中国社科院，对方舟子妻子刘菊花女士的硕士论文《国际传媒巨头对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影响》提出涉嫌抄袭的指控，要求作出查处。近日，这个名单增加到200多人。方舟子称，这些要求在学术打假上“一视同仁”的签名者“肯定在我的关注范围”。
为了了解这封“公开信”的来龙去脉，我们采访了“公开信”的发起组织者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吴稼祥、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孙海峰等几位签名者，并发表持相反意见的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的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专访
□羊城晚报记者何晶
关于为何签名
犹豫之后就事论事原则占上风
羊城晚报：早在2011年4月，方舟子妻子就被爆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您什么时候知道有联名签署公开信这件事？
徐友渔：我在公开信发表前两三天才知道，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给我发了一封邮件，他在学术打假上很积极，我也一直支持他打假，他把公开信传给我问是否愿意签名，我才知道这件事。我签名后，过了两三天就看到了公开信。在这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
羊城晚报：您签名之前知道刘菊花是方舟子的太太吗？签名前有没有犹豫过？
徐友渔：加入签名前，只是稍微知道她是方舟子的太太，公开信里也提过，说这个人在申辩的时候说，因为我是方舟子的妻子，所以他们要整我。知道这点后，我有所犹豫，考虑了很久。因为我对方舟子是非常尊重和支持的。她和方舟子毕竟有这层亲属关系，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我最后还是决定签，我一贯就事论事的原则最后占了上风。
羊城晚报：您之前看过刘菊花的硕士论文吗？当时为什么会决定加入签名？
徐友渔：没有看，我是根据公开信里提到几点和自己的经验，认为是真实的。
关于名单组成
避免把有人事纠纷的人包括进来
羊城晚报：此前天津律师廉立、刘利祥在未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而被署名，对这种“被签名”您有何看法？
徐友渔：如果这俩人所说属实，那当然是签名过程中的瑕疵。在搞学术打假签名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这种问题，这会对签名这件事，对公开信呼吁的目的，在公信力上造成不好的影响和损失。但另一方面，这么大的事情，联系的人也很多，就算156个人里面有2人被签名，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整个事。在涉及很多人，时间又较匆忙的事情上，有问题也难免。
羊城晚报：您认为是否会存在部分签名者是“友情支持”的情况？
徐友渔：既然有150多人签名，在理论上要承认这种可能性，可能存在签名的人并没有自己很独立的充分判断。我不赞成这种友情支持的态度。凡是涉及打假，不管是否真正存在抄袭现象就表态签名，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而我个人经过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羊城晚报：这份名单上部分签名者曾被方舟子指责造假，比如，肖传国也加入了签名，这是否会影响此次联名上书的客观性或公信力？
徐友渔：假定我是签名的发起者，我一定会注意尽量避免把以前有人事纠纷的（比如和方舟子有过节的）人包括进来。假定有这种情况，对这份公开信的公信力肯定会造成不利影响。
关于学术打假
风险成本极小鼓励更多人造假
羊城晚报：您认为目前的学术造假情况是否严重？原因何在？
徐友渔：非常糟糕，学术造假的情况非常严重，而且现在学术打假又变成了蹚浑水的局面，更让我悲观。首要原因还是应负责任的单位没有负责。这让学术造假几乎没有风险成本，或是极小的成本，这就鼓励了更多人造假。
当然也涉及到打假过程中很多人事纠纷与是否造假本身纠缠在一起。中国人喜欢把事情搅得越复杂越好，很多事情变得真假莫辨，是非变得不清楚，最后变成混战，不了了之。其实所有情况如果就事论事是很清楚的，也不难判断和处理。这是其次原因，但也是很明显的原因。
羊城晚报：我国目前的学术打假机制健全有效吗？还存在哪些问题？
徐友渔：从条文上来看，学术规范和打假机制写得很清楚。但实际上，潜规则取代了明文规则。人际关系压倒了学术的是非判断，每个人的判断都不是独立的就事论事，都在考虑这件事情指控的人，或批评的人和谁有关系。这是目前中国社会弊病的缩影，反映了中国社会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关于方舟子
对他的打假行为评价非常高
羊城晚报：方舟子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不应按照现在的论文规范去要求十年前的硕士论文，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很多人的论文也有问题。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说法？
徐友渔：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自己打假也不是遵循这个标准。
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方舟子这种个人的打假行为？客观地讲，在公共学术纠错机制有欠缺的情况下，他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徐友渔：方舟子做了那么多学术打假，几乎每件事我都是支持的，他做得非常好，我也一直很敬佩和支持。尤其在中国很多学术机关本身不作为的情况下，他的行为更难能可贵。包括他的勇气、嫉恶如仇，他的判断力和能力本身也很好，据我所知，他的打假还没被发现有什么错的，我对他的打假行为评价非常高。
羊城晚报：您知道方舟子对您也有抄袭指控吗？
徐友渔：公开信发表后，有朋友给我发过来一些东西，我是很间接地知道，我看到他的提法是说，汪晖剽窃，朱学勤剽窃，徐友渔剽窃。但方舟子本人并没有亲自对我的学术著作挑毛病，他这么说纯粹因为我的名字出现在公开信上，他也没有独立地研究过我的东西。别人对我的指控是诬陷还是属实，他也没有研究，他这是意气用事的攻击。
人做事应该有原则，不应该谁惹了我，就一定要咬他一口。如果有人惹了我，不分青红皂白就咬他一口，这个态度会使得自己的言行失去公信力。我以前认为他打假是好的，现在也不会改变这个态度。
羊城晚报：现在公开信牵扯的人越来越多，各种关系也越来越复杂，您现在对加入这个签名会不会后悔？
徐友渔：这个签名我不打算撤销，我的态度是就事论事，只看被指控的当事人的剽窃行为对不对，不涉及到其他问题。
我希望中国的学术打假能够就事论事地顺利进行，如果都因为人事关系、人事纠纷牵扯到任何一件事都不能做，搞成一场说不清楚的混战，那么中国学术打假的前景让人感到很悲观，中国的学术前景也就不大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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