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岳母今年5月初去世，享年93岁。当时她已经从养老院转进了南京的中大医院，情况很不稳定。医生问病危时要不要抢救，如果不抢救，需要家属签字。我太太他们兄妹三人各抒己见，一时难以决定，于是先行从美国旧金山家中赶回南京的太太打电话回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想起了1998年和2007年我母亲和父亲分别在去世前被抢救的情景，实在是痛苦万状，惨不忍睹。其实我想说：“千万别抢救，让老人少一点痛苦！”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担心如果我这个做女婿的去反对抢救，太太和大舅哥、小姨子由此误会不是自己的生身父母就持有双重标准，不妥。但实实在在我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临终前用痛苦和金钱换来的教训，不愿在岳母身上重演，于是我想到了肯尼斯•库珀博士。

当我在电话里讲述了我正面临的困惑，并询问库珀博士意见的时候，他问我有没有读过一篇叫做《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 和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How Doctors Die？- It’s Not like the Rest of Us, But It Should Be！》？

我愕然了。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难道他们还有什么不能和我们普通人分享的惊人秘密吗？

库珀博士在电话中听出了我的愕然，他说：“年轻人（他总是称我为“年轻人”），你先把这篇文章找来读一读，读完以后你来写今天的库珀处方，当然在发送给我的中国读者们阅读之前，我要先把把关。”

这让我既好奇，又有点诚惶诚恐，立即搜索一些英文网站找到了这篇文章。

肯尼斯•库珀博士所说的《How Doctors Die？- It’s Not like the Rest of Us, But It Should Be！》发表在2011年的11月23日，作者是一名医生，叫肯•穆尤睿（Ken Murray），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经在美国社会和医学界引起了轰动和辩论。

文章很简单，Ken回忆说，就在几年前，一位名叫查理的非常有名望的骨科医生发现自己的胃上长了一个肿块，于是他做了一个小手术，没想到诊断结果出来，竟然是癌症杀手——胰腺癌！

给查理做手术的医生是个高手，此公不但医术精湛，而且还发明过一种特别的治疗方法，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内存活率，从5%增加到15%，即：提高3倍！当然，其生活品质会在医疗过程中大受伤害，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遭罪是免不了的。

然而，查理却拒绝了这位名医的治疗方案。第二天回到家，他关掉了自己原本做得很成功的诊所，从此再也没有去过医院。查理把时间全用在了和家人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上，尽可能地找到最惬意的感觉和状态。他完全没有做化疗和放疗，也没有再做任何手术。

几个月以后，查理在自己的家里病逝，亲人们都陪伴在他的身旁。美国著名的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 几乎没在他身上花钱。当然，查理不是为了给已经千疮百孔的Medicare 省钱，他是为了自己在人生最后的珍贵时光里，尽量享受生活，少遭罪。换句话说，在生命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查理选择了质量。

在我看来，虽然美国人不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忌讳谈“死”这个话题，不过究竟如何死亡？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容谈论的事情。毫无疑问，医生也是人，也会面临死亡和病痛的折磨，但似乎从来没有人研究过，这个群体会在死亡的方式上有什么与众不同？

查理的选择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虽然为尽天职，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为自己使用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恰恰相反，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却选择了最少的治疗！原因正是因为医生们的专业训练，让他们深深明白药物和手术的局限性，以及它们给患者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摧残和巨大的痛苦。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真是太震撼了！

请不要误会，医生当然不想死！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医生当然和我们一样，希望长命百岁，尽享生活的美好与融融亲情。但他们又是最知道现代医药和医疗技术局限和结果的人。在两害取其轻的原则下，他们非常明智地选择了较少痛苦和与家人平静地分享最后时光的离开方式。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见多识广”，他们知道临终病人最恐惧的莫过于在巨大的痛苦中孤独地离开人间！

有不少久经训练的美国医生，曾经和家人认真讨论过当死亡无可避免时，病危前自己的选择。他们反复叮嘱，当“最终的判决”来临，当自己在人间的最后弥留之际，千万不要让任何人闯到家里来（他们选择不住医院），尤其是在给自己做抢救时的人工呼吸（即：CPR， Cardio Pulmonary Resuscitation) 时，把自己的肋骨给压断（CPR常常导致肋骨断裂）！

为什么？

因为这些“医疗天使”们耳濡目染过太多的医学“无用功”（futile care）了，但当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身体极度衰竭，行将“油尽灯熄”之时，他（她）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判断力和决定权，而医生的尽“天职”和亲人们的尽“孝道”，却把更多的痛苦带给了弥留者，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留恋人间的最后权利。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我们常常选择了痛苦而昂贵的抢救，徒劳地试图延续亲人将逝的生命，而掌握了最丰富医学知识和技术手段的美国医生们，却为自己选择了最好的临终方式：呆在家里，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改善生活品质，而不是延长生命!

再来看看我们那可怜的躺在病床上或昏迷不醒，或极度衰竭的亲人，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管子，被各式仪器所“绑架”，大把大把吃药，成瓶成瓶输液。更别说一掷千金的花费了，钞票像打水漂一样哗啦啦流出去。

“请答应我，当我处在这样的状况时，请一定把我杀了！”肯•穆尤睿回忆说：“我真的不记得有多少次我的同事们很认真地对我这样嘱咐过！恐怕我们审讯最冷血的恐怖分子时也做不到像我们对待病人那样造成的折磨和痛苦！所有的钱，买来的全是痛苦！”。有的医生甚至纹身“No Code”，来提醒同行们永远不要对自己实施人工呼吸。

但遗憾的是医生所接受的职业训练和教育，却恰恰让他们“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私下里，他们互相说：“天啦！一个人怎么能让自己的亲人受这样的罪啊！”

众所周知，美国医生的酗酒和抑郁症发生率都比很多其它行业高，不忍看到病人受折磨，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的一个医生朋友证实说：“我每次替病人做人工呼吸时，每做一下，我就暗暗祷告，上帝啊！请您饶恕我！因为实在是太惨不忍睹了！” 肯•穆尤睿坦陈，到他发表《How Doctors Die？- It’s Not like the Rest of Us, But It Should Be！》一文为止，他已经有10年时间不再参与住院病人的临终医护了。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忌讳在健康的时候讨论死亡，尤其是当长辈或老人进入晚年的时候。但一旦遭遇病危，到了需要抢救才有可能挽回生命的时候，在奈何桥头徘徊的人们，只好听任亲属和医生摆布了。手忙脚乱之际，大家往往无暇顾及病人本人的意愿，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他（她）的灵魂与肉体究竟愿不愿意再如此折腾下去？愿不愿意再遭一回罪呢？

传说中的奈何桥

我在读肯•穆尤睿的这篇文章时，我父亲临终前的一幕浮现在眼前。

我父亲得的也是胰腺癌，和美国的查理医生不同的是，父亲遭受了查理躲开的所有折磨，包括两次手术，化疗，放疗，吃药，在医院里住了半年多。虽然中美医疗制度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这个问题上居然惊人的相似！这让我又想起了三年前去世的岳父，他老人家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要回家！” 可当时做儿女的，却想尽一切努力在所不惜地要治好老人的病（肾衰竭）！

‍‍其实医生和家属的“尽一切努力”，可能含义完全不一样。于是乎，噩梦开始，痛苦加剧，周而复始。无论人民币还是美元，就好像流入了下水道一样，头也不回哗哗而去。肯•穆尤睿医生说，他以前曾经为临终病人做过几百例人工呼吸抢救，只有一例被救回，那还是一位患高压性气胸但没有心脏病的人。

毋庸置疑，医生是无辜的，他们要尽职，他们面对哭哭啼啼的亲属们被迫努力抢救，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努力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遇到财迷心窍的医生，那就更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还有些医生因为担心被家属投诉，甚至惹上官司和麻烦，干脆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而压垮肯•穆尤睿医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当他按照一位病人的遗嘱在最后时刻帮他拔掉所有的抢救管道时，肯居然被一位护士举报犯了杀人罪。所幸逝者生前的遗嘱帮了大忙，不然肯•穆尤睿坐牢是完全可能的。肯•穆尤睿为他的临终病人减少了痛苦，也为美国的医疗保险免除了至少50万美元的浪费，可他却因此差一点锒铛入狱。这是制度的荒唐！

我的观点是，这一切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建议大家，尤其是老年人在健康的时候，就要与家人就这些问题详谈，交待清楚自己的想法和选择。我们既不能讳疾而忌医，同时也不要讳死而忌谈。

据我所知，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反思：我该选择怎样的死亡方式？

一口气读完《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 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How Doctors Die？- It’s Not like the Rest of Us, But It Should Be！》以后，结合我父母的临终经历。我马上打电话给正在南京老岳母病床前守候的太太：“不要再抢救了，让老人家安静地离开吧！”

这个建议没有受阻，他们兄妹最后也达成了放弃抢救老母亲的一致意见。

虽然我那享年93岁高龄的岳母大人没有如愿地在自己家中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刻，但她少遭了一茬罪。肯•穆尤睿医生的这篇文章让我受到了震撼和教育，不管别人怎么想，如何做，我先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写下来。将来若是神智清楚时，算作自己的座右铭；如果神智不清楚的话，就算作遗嘱好了。

想到这儿，我认真地写下了以下“处方”，并逐条在电话里念给肯尼斯•库珀博士听。听完以后，库珀博士很认真地说：“好，Wilson，一字不改，这就是今天的库珀处方！”

1． 人终有一死，不要忌讳讨论临终关怀和死亡方式的选择。不但要和医生谈，也要和亲人交流，得到他们的尊重和支持。

2． 如果遇上绝症，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自己的亲人，多回忆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尽量做一些。

3． 遇到天灾人祸，突然丧失了意志力，而医生已经回天乏术的时候，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不是为了省钱，实在是为了少遭罪，也减少对亲人们的折磨。

4． 没有生病的时候，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多陪陪妻子或丈夫，多和孩子聚一聚。工作做不完，钱也赚不完。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在临终前后悔说在办公室里呆的时间太短，恰恰相反，他们都后悔没有多陪陪自己的骨肉至亲。

文：朱为众（美国）

【美国总统私人医生库珀博士健康处方】以每周一文的形式，持续为您送上全球最著名的预防医学领军人物和“世界有氧运动之父” 肯尼斯•库帕博士（Kenneth H. Cooper）毕生致力于人类尖端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健康生活方式的专业性指导和知识，欢迎关注。

肯尼斯•库珀博士

（Kenneth H. Cooper）

声明：本文获肯尼斯•库帕博士（Kenneth H. Cooper）独家授权发布。合作请于《朱为众纵横中美》微信平台留言联系，经授权后方可免费转载。

附录：

肯尼斯•库珀博士的传奇故事和他的中国情怀

“世界有氧运动之父”

肯尼斯•库珀（Kenneth H. Cooper）博士

小布什总统的私人医生和亲密挚友

肯尼斯•库珀（Kenneth H. Cooper）博士是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习称小布什）的私人医生，深得布什总统信任，二人拥有深厚的友谊，为多年挚友。在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库珀博士曾两次受邀出任美国卫生部代言人。

库珀夫妇与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

与多年挚友小布什总统合影

当之无愧的世界“有氧运动”之父

肯尼斯•库珀（Kenneth H. Cooper）博士是全世界运动与公共健康领域的先驱和家喻户晓的预防治疗科学权威，享有“世界有氧运动之父”之称。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肯尼斯•库珀曾效力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缩写：NASA）负责美国宇航员发射前的体能训练和测试。1968年，库珀博士根据自己在预防医学领域的研究出版了第一本畅销书《有氧运动》（《Aerobics》）。《有氧运动》被《新闻周刊（Newsweek）》誉为“保健圣经”，被翻译成41种文字，发行量约为3000万册。从此，肯尼斯•库珀（Kenneth H. Cooper）博士创立的“有氧运动法”及其运动处方席卷世界，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有氧运动”革命，它是得到全世界最多人认同和实行的运动健身方法。

1970年，库珀正式从美国空军退役，在美国南部牛仔城——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创办了包括著名的“库珀有氧运动中心”在内的一系列围绕预防医学的机构。他发明的“有氧运动”一词，被正式载入《牛津英语词典》，从此获得“世界有氧运动之父”的尊称。而1968年那个曾经“没人能念出或拼出的词Aerobics（有氧运动）”，伴随着《有氧运动》一书的大红大紫，早已深入人心。

库珀博士开创的多个身体量化测试方法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包括国际足联（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FIFA）在内的多个专业机构广泛采用；他所倡导的增加中小学生体育课以及保障相关投资的议案，大幅提高了美国田纳西州儿童的身体素质；肯尼斯•库珀博士曾周游全球50多个国家为有氧运动“布道”，甚至在葡萄牙语里，“慢跑”一词直接被翻译成了“Coopering”。

“库珀化”的健康方式

在推动人类健康这项永恒的事业上，肯尼斯•库珀（Kenneth H. Cooper）博士拥有非比寻常的传奇人生，一切正如他所言：“健康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过程，贯穿于生命的始终”。库珀博士一直致力于向世人推行他的“库珀化”健康生活方式。他的8条健康贴士朴实简单，通俗易懂。

肯尼斯•库珀出生于1932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至今仍以83岁的高龄和饱满的活力领导着库珀有氧运动研究中心。一直以来，这位“有氧运动之父“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生命不止，运动不息”的信条，以保持足够的精力维持高强度的工作运转。库珀博士有个雷打不动的时间表，每天5：30-5：45起床，健身完毕后用早餐；上午8：00开始接待病人；19：30回家；晚餐后20：30小盹儿30分钟，然后起身继续工作，直至24：00睡觉。这种时间安排从1970年库珀有氧运动研究中心成立开始，已经持续了45年。近年来随着年事已高，肯尼斯•库珀的时间表未改，只是把每天的晨跑换成了快步走。

泰勒•库珀（Tyler Cooper）博士

库珀博士后继有人，同样为医学博士出身的儿子泰勒•库珀（Tyler Cooper）继承其衣钵，开始与父亲老库珀并肩挑起普及“库珀化”健康生活方式的重任。

库珀博士和儿子小库珀博士一起跑步

预防医学比迟来的“关心”更重要

在库珀看来：通过适当的锻炼、合理的饮食以及平衡的情绪来保持健康的身体，要远比一旦得病后再重新找回健康容易得多，预防医学也远比“迟来的过分关心”更为重要。 这个已经被全球医学界广为接受的观点，在上世纪70年代则显得“荒唐而另类”，库珀博士经过长期的探索，才确立了以预防医学为主要方向的科学研究，并最终成为这一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

肯尼斯•库珀人生之路的必然性，却是源于一次偶然。肯尼斯•库珀少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宇航员。他在医学院就读时成绩非常出色，曾是一名运动健将。但身为牙医的父亲却并不支持儿子的这一兴趣，因为当时的美国人普遍认为，运动过度会刺激心脏，导致英年早逝，尤其是40岁以后更不应该进行任何激烈的体育锻炼。然而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当年父亲认为会杀死我的体育锻炼，现在成为我用来帮助大家延长寿命的主要途径。” 库珀笑谈。

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库珀进入美国空军服役，他曾经担任飞行医生和实验室的负责人。因为工作紧张，年轻的库珀一度中断了健身，体重暴增至92公斤。虽然肥胖的身体给他带来疲劳感，但库珀并没有太在意。有一天，库珀和家人在玩滑水板时突然恶心眩晕，差点昏厥过去，在医生的帮助下，他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缺乏运动，体重失控以及精神压力所致。不仅如此，他蓦然发现周围存在类似问题的美国人不在少数。

在这次健康危机之后，肯尼斯•库珀花了两年的时间来研究运动和缺乏运动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何种影响。以此为基础，库珀配合NASA为美国宇航员设计了为入舱做准备以及太空舱内的锻炼系统。

此外，他还推出了一套12分钟、1.5英里的体能测试以及一套有氧运动的记分系统，这些系统至今仍在被包括美军和专业运动队在内的大量机构所广泛采用。

忆起当年种种，肯尼斯•库珀说：“许多人无法想象我所面对的挑战。当年有氧运动和预防医学并不普及，但我坚持了下来，因为我知道健康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进入80年代末，库珀的坚持和科学研究，换来了与人类健康和寿命息息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库珀研究院（非营利性机构）用大量实例及数字，证明了适当的体育锻炼，能够将由各种因素诱发的人类死亡率整体降低58%。

肯尼斯•库珀说：“我时常告诉人们，预先的健康管理是一门十分划算的买卖，这不仅是对个人而言的，对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同样如此”。除了日常门诊，库珀所领导的团队还会为各种类型的企业量身定做员工健康项目，派遣专业人员登门服务，从评估人力资源的现有健康状态、制定目标、提供设计方案到各项举措的落实面面俱到，既确保了项目实施效果的立竿见影，更从长期证明了“更健康的员工，意味着更健康的财务报表”。企业受益最直接的表现，即是病假缺勤率的明显降低，医疗保险支出显著减少。而拥有一个完善的员工健康管理项目，对于公司来说，不仅可以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加入，同时能降低员工的流动率，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降低员工的健康风险，投资1美元，可以节省2-5美元。”库珀对这些由分析得来的数据信手拈来。事实上，他本身就是“有氧运动”最大的受益者和典范：“运动和预防，不为取代医药，不为逃避死亡，只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从而尽可能远离病痛。”

健康要从娃娃抓起

如今，身为五个孙辈的祖父，肯尼斯•库珀（Kenneth H. Cooper）博士开始关注儿童肥胖问题，他说：“我毕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成年人的健康问题，现在是时候把注意力转向我们的下一代了。”

世纪之交的时候，库珀注意到美国儿童的肥胖率以及糖尿病比例在大幅攀升，肥胖是众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对青少年的影响尤其深远。从美国田纳西州开始，肯尼斯•库珀三次联合当地议员，起草并推动相关议案，不仅把体育成绩重新纳入学校的考核体系，确保公立学校体育课时间，更从根本上保障所有体育课项目都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如今，库珀博士的儿童健康体系已经正式取代原有的美国国标，成为美国青少年体能测试的国家标准。同时，肯尼斯•库珀还联手百事公司推行健康饮食计划，其在田纳西州的成果，很快吸引了美国其它州的效仿。

“世界有氧运动之父”的中国情怀

肯尼斯•库珀博士多年来对中国独有钟情，为致力于改变中国人民的健康而孜孜不倦，并乐此不疲。2013年4月，库珀博士受邀参加在三亚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做精彩演讲，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切接见。 在库珀博士为有氧运动全球“布道”的世界版图上，拥有13.7亿人口的中国成为至关重要的新一站。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保持健康与科学减压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重视，然而伪科学的混淆视听与蔓延，健康指导的严重缺位，又使中国人在解决所面临的自身健康问题上充满迷惑，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我该怎么做？”他们大声疾呼。

早在1990年，中文版的《有氧运动与全面身心健康》出版前后，肯尼斯•库珀博士就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在高校、医学机构讲学。他说：“1986年，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自行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孩子们都是步行或骑车上学。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然而，随着大量的中国家庭富裕起来，大城市的孩子们已经不骑自行车了，上学有私家车接送，每周花在看电视、打游戏、网上冲浪上的时间很多，以洋快餐为代表的“垃圾食品”更是遍地开花，孩子们都在吃。在库珀看来，这些都是导致中国儿童肥胖率急剧升高的罪魁祸首。有数据显示，中国的肥胖率增速把GDP增长远远甩在了身后。2011年，中国约有1亿肥胖人口，这一数字大约是2005年1800万人的5倍。

库珀博士的担心显然不止于此，他说：“中国的吸烟者人数众多，加上长期缺乏锻炼的人群数字惊人，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非常之高。中国现在的情况和20年前的美国非常相似。”

2010年，中美两国的糖尿病得病率分别为10%和11%，几乎不相上下，由此造成的社会、家庭经济负担让人侧目。美国目前的人均医疗成本是8000美元，到2021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2000美元，占到整个GDP的20%，政府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而中国目前的人均医疗成本是400美元，未来也将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对此，肯尼斯•库珀（Kenneth H. Cooper）博士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达拉斯的诊所培训中国医生或是直接在中国组建团队，以“帮助中国人民找到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不希望美国的一幕在中国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