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阅读报章，一篇回忆文章引起笔者的震惊和思考。

一位笔者所熟悉的老一辈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在回忆中谈到改革开放初期起草一份重要政治报告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负责起草国际形势部分的同志，询问主持起草报告的素有党内“第一枝笔”之称的大理论家，“讨论国际问题要不要谈三个世界理论？”那位大理论家回答说：“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所以，这份重要政治报告就没有把三个世界理论写进去。

“三个世界”理论是“胡说八道”？尽管笔者无从证实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但也无法否认这件事情确曾发生，因为直接的当事人都已作古。这样的话语，倘若果真出自那位大理论家之口，自然是反映了他的看法，但这样的观点笔者决不赞同。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冷战结束后中国的确不再提“三个世界”理论，这是与时俱进的需要，但决不意味着对这种理论在当时条件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随意否定，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恰恰非常需要去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继承好这笔宝贵的理论遗产。

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是当年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提出的。这一战略思想成为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也为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推动世界朝着和平发展时代演进，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在大会发言中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了中国新的对外政策，由此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是对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政治力量的正确划分，是对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定位做出的清晰界定，也为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战略和策略基础。其重大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是世界主要矛盾的政治判断，淡化了意识形态因素，把反对霸权主义提升到主导地位；二是明确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解决了在国际斗争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可以依靠的力量，谁是可以团结的对象等重大问题；三是适应了由“战争与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转变的历史趋势，把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作为中国的己任，促进了和平发展时代的到来。

现在回过头来看，“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一经提出，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顿显清晰，在国际斗争中迅即展现出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有利态势。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考虑到前苏联咄咄逼人，并对中国安全构成巨大现实威胁的情势，中国采取了“联美抗苏”战略，由此使得所处的国际环境迅速改善；对“第二世界”实行团结政策，发展了与西欧和日本的关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获得许多实惠；尤其是坚持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紧紧依靠这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导力量，中国的朋友可谓遍天下，最终也让这些穷朋友“抬”进了联合国。

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社会主义学说以来，对于国际政治格局都是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斗争，视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把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作为发动社会革命的契机，这似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从根本上说是顺应形势，解放思想的产物，是对国际政治格局具有开创性的战略分析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这笔宝贵的理论遗产，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很好的继承，而且更应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加以发扬光大，从而为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三个世界”自然也不复存在，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制止因大国争霸而引发的世界性战争，也不再是国际上的主要矛盾，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代。然而，“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内涵并未过时，尤其是从分析各种国际力量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彼此的利益关系入手，找出其内在的关联性及其相互影响，这种科学的方法对于正确判断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明确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定位，由此确定我们的对外战略和策略，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这些年来，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变中有不变，而不变中又有变。“两极”格局解体了，美国成为“一超”，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但不变的是，美国依然在主导着世界，过去这表现为东西方的对抗，而现在则是美国“领导”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建立国际政治秩序。中国坚持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原来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原则立场始终未变，而有所变化的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逐步强大，在经济上与西方国家有了愈益密切的联系，涉及发展问题也与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利益矛盾，这些都对中国的国际关系造成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国的国际定位。

在笔者看来，中国现在谁都可以成为“朋友”，但很难说谁是可靠的朋友；中国现在理论上讲没有“敌人”，但潜在对手和威胁谁又能够否认？这种状况并非杜撰，而是今天中国面对的现实情况，也是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经常陷入尴尬甚至被动的原因所在。对于国际政治格局不能做出清晰的判断，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战略定位缺乏正确的界定，对于国际斗争的中心任务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谈不上对外战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外交政策自然也会失去必要的基础。

笔者认为，就国际政治格局而言，今天的世界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它们是既得利益的拥有者，也是现存国际政治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这其中当然包含价值观念相同的因素，但利益关系则显得更为重要；二是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东盟”等新兴国家，它们将逐步从发展中国家里分化出来，但也不可能完全为西方国家所接受，更不会允许挑战现存的国际政治秩序；三是目前仍处于相对贫穷和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它们无力改变现存国际政治秩序，政治命运往往被西方国家所左右，新兴国家的发展是它们的希望所在，但彼此间产生的经济矛盾又会带来政治上的纠结，特别是新兴国家与西方国家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也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对于新兴国家信任度的降低。

如果上述分析能够成立，这也许是今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大模样，而围绕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斗争，也将会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进行组合和斗争的主要任务，这种斗争将从根本上影响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

基于这种分析，中国需要清醒的界定自己作为新兴国家的战略定位，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既要看到相互合作的一面，也要看到随时会受到打压的一面，决不能幻想可以真正融入那个“圈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旗子要坚持扛下去。同时，中国也不可能再把自己等同于发展中国家，既要继续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为它们伸张正义，力所能及的维护它们的利益，同时也必须处理好相互间已经发生并且今后还会更多的发生的矛盾和问题。至于新兴国家自身的团结，也是非常重要事情，这其中还涉及到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但相对于应付西方国家的打压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言，后者是大局，能否以和平方式解决好争端，对新兴国家的发展壮大影响甚大。

以上这些看法，是笔者学习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一点体会，写于博客，意在与大家切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