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打了一场中印边界反击战。对于此战，毛泽东说：“我忍了三年”。

时隔十多年，中国又打了一场对越还击作战。邓小平为此战颇费踌躇，中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最后下决心对越南进行“惩罚”。

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一江山岛战役”和“炮击金门战役”，中国与外部发生的历次战争，都是被迫进行的，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决策过程，都具有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性质。

现在，中国在南海又面临同样的情况，中国为此忍耐了不是“三年”，而是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间，并非中国的军事力量没有在南海用兵的条件，期间海空军固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也远不能和今天的情况相比，但只要下决心在南海动武，南海诸国加起来也不是对手。

然而，中国做出了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决策，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为此，中国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和忍让。

三十年后，南海的事情已然走到一个“临界点”，用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可能性明显增大。

导致这个“临界点”到来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已经拥有远程作战飞机，航母也即将下水，而是军事因素以外的那些原因。

其一，中国已经几乎穷尽解决南海争端的政治手段，这其中，在中国的全力推动下产生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反映了中国这些年来外交努力的主要成果，也是中国谋求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最后希望所在，但这种希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中国的失望可想而知。

其二，南海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尾大不掉，继续拖下去，解决的难度会更大。尤其越南等南海诸国，这些年来通过掠夺南海资源获利颇丰，既得利益对其南海政策的影响也会愈益增大，现在是到和这些国家动真格的时候了。

其三，中国自身的能源压力不言而喻，时下也具备了在南海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和开采的技术条件，中国在“共同开发”问题上已经等不起了，自主开发则是势在必行。

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南海的事情走到了“临界点”，也决定了中国的南海政策非调整不可，中国海空力量的提升则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外交立场趋于强硬，海上维权力度明显增强，自主开发的步伐大大加快，这是中国南海政策调整的显著标志，也是“以压促谈”的有效手段。

下一步，如果不能达到“促谈”的目的，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中国理应加强南海军事部署，敢于在南海进行以应付海上突发事件和局部战争为目的的军事演习，随时准备反击任何海上挑衅，在不得已情况下也要敢于做出“以打促谈”的选择。

时下的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性正在上升，这是南海诸国顽固坚持其错误立场造成的，也是其不自量力、不合时宜的举措引发的，中国处在被挑战的一方，但中国也不能不应对这种挑战。

然而，在南海又并非必有一战，这主要是中国不想打仗，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基本方针。只要南海诸国能够认清形势，顾及中国长期以来的和平努力和高度克制，尽快回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立场上来，以务实性的态度寻求“共同开发”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南海仍有可能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南海正面临重大考验，“以压促谈”的努力难免带来南海诸国的强烈反应，也会给中国造成巨大压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决不能表现出软弱和退让，任何犹豫和动摇都会使这段时间的努力前功尽弃，也会进一步造成南海诸国的错觉，助长其有恃无恐的气焰。

面对南海局势的“临界点”，中国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备战求“止战”方能消弭战端，舍此决无其它道路可走，中国需要做出应有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