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地区合作框架方面，一个是“东亚共同体”，一个是“太平洋共同体”，中国将会如何选择？时下，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现实的摆在中国面前，中国做出抉择的战略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过去，我们只是把这两个称谓不同的“共同体”，看作是两种类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很肤浅。它们实际上涉及到东亚两种不同的“国家关系体系”，涉及到地区内最重大的政治、经济安排，同时也决定着中美关系的前途和东亚未来的命运。

引导我们从更高和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对推动中美关系做出积极贡献的著名外交家、享誉全球的国际战略学者、原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他在最近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精辟的分析了这两个大国相互合作的地缘政治动因、发展新型合作关系的内涵和要求，并明确提出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的重要主张。

基辛格认为，当年美中两国的外交接触，不是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意识形态有共同点，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双方都要应对共同的威胁。其后，从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历届美国政府虽然在改善和发展美中关系方面做出了努力，但都没有提出过一种令人信服的地缘政治理由，美中关系实际上是在曲折中发展。

基辛格强调，美中两国发展合作关系，不是一方施于另一方的恩惠，而是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这是美中关系的真实内涵。有人常常把崛起的中国视为19世纪崛起的德国，德国的崛起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一战”首先是政治家的失败，对英德两国人民来说都是灾难。在今天和未来，若中美两国发生冲突，不仅对美中两国人民不利，而且对全球也是灾难。中美冲突，我们想都不要想，想都不应该想。

基辛格指出，美中合作关系起源于双方从战略利益考虑来遏制一个共同对手的初衷，但经过几十年的关系演变，逐渐形成国际体系的一个支柱。美中两国这一代领导人有机会塑造涉及各国共同命运的跨太平洋关系体系，就如“二战”结束后塑造跨大西洋体系一样。但是，区别于“二战”后的国际格局，现在面临的挑战更多地来自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非军事领域。美中两国要共同致力于太平洋的合作，并缔结一个“太平洋共同体”。

基辛格博士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显示出睿智的眼光和深遂的思想，展现了中美关系的大视野。这些观点也引发了笔者的深沉思考，尤其是对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的问题，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并且感受到基辛格所倡导的这一构想的巨大分量。

事实上，无论“东亚共同体”还是“太平洋共同体”，都是在寻求建立一种“地区合作框架”，都是希冀在这种新的“国家关系体系”内不仅最大限度的实现本国利益，同时也能有效的解决与他国的矛盾和纷争，最终达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目的。

对日本前首相鸠山倡导的“东亚共同体”，中国是赞成和支持的，这也完全符合中国对于地区安排的考虑。然而，随着鸠山挂冠而去，加之美国从中阻挠，特别是去年以来中日、中韩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故，“东亚共同体”可谓前景黯淡。目前，尽管中日韩对业已建立的合作机制并未放弃，也在艰难的向前推进，但已难有大的作为，很可能是无果而终。这其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美国主导东亚的局面正在形成，日韩不会与之分庭抗礼，东盟也不愿违背美国的意愿，仅靠中国一己之力断难成事。

中国必须面对现实，也应当从实际出发做出新的战略抉择。在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问题上，中国需要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从而使21世纪的中美关系具有“令人信服的地缘政治理由”，也为两国在全球和地区内的合作奠定新的重要基础。

中国无意也无力挑战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但对美国主导东亚事务，心里毕竟有些不舒服。尤其是去年以来美国借助中国与周边某些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利用朝鲜半岛发生的事件和危机，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和“巧实力”重返东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压力和麻烦，也使中国多年来试图建立的地区合作机制遇到重大挑战。这种情形，让中国对自身安全有了更多的忧虑，也对美国意欲何为产生了更高的警惕性。

然而，国际政治毕竟需要从现实去取舍，战略抉择的要义在于权衡利弊。中国在东亚不可能排斥美国，中美也决不能在东亚进行对抗，双方合作对于两国和地区都有利，这应成为中国处理与美国在东亚关系的战略着眼点。本着这种考虑，中国不寻求与美国“争夺”东亚，也不赞成与美国“共治”东亚，两国在同为太平洋国家和对这一地区负有共同的重大责任的共识下，以相互尊重和平等对待为基础，共同致力于建立“跨太平洋的关系体系”，这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一种新的战略抉择。

说到这种“跨太平洋的关系体系”，或者说是“太平洋共同体”，显然不是类似“北约”那样的战略安排，也不等同于美英那样的关系，而应成为东亚国家平等相待，中美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地区合作框架”。从目前情况看，“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可以作为初始的平台，现时以经济合作功能为主导，逐步过渡到具有政治和安全功能，并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挥统筹作用。

基辛格提出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首先当然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考虑美国的利益，但他也是美国的“知华派”和“亲华派”的思想领军人物，他的倡导无疑兼顾了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笔者以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如能就此达成共识，共同提出具体的构想和规划，并争取得到东亚国家的支持和参与，这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东亚地区合作开辟广阔的前景，也使中美两个大国在增加互信、加强合作、谋求共赢方面，获得新的有利的契机。

当然，中美特别是中国能否做出这样的抉择，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内中牵扯的矛盾和问题也很多。但从中美关系和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对上述构想无疑值得讨论和评估，这也将是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面临的最重大、最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抉择，中国应当有一个积极的姿态。

（注：此文资料来源于《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