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无疑是中国外交面临严峻考验的一年。尤其在东亚地区，中国遇到的麻烦之多、面对的挑战和承受的压力之大，都是近年来所没有的。

中国的东亚政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诚然，美国重返东亚使得这一地区力量格局和战略形势发生了变化，并对中国的东亚政策带来重大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应当重视和反思的是，中国对“传统安全威胁”在东亚的重新凸现，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政策上是否做出了适时调整，这才是需要我们更为关注的问题。

这些年来，人们往往认为“后冷战时代”的威胁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东亚地区也是如此。诸如领土争端、地区冲突、地缘战略争夺等“传统安全威胁”明显下降，而国际反恐、打击走私、贩毒和海盗，以及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主要矛盾，甚至以为中国进入了“无敌国外患时代”。

这种思想对中国东亚政策的影响不言而喻。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东亚地区实行了一系列新政策，如注重睦邻友好与和平合作，倡导“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致力于建立各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外交要为对外经济合作和发展服务，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判断也长期定位于“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的这些做法，当然是反映了谋求和平发展的愿望和要求，其取得的成果也不容否定，但最大的失误是没有看到事情的两面性和可变性，缺乏两手准备，以至在形势骤然变化之时显得仓促和被动。

事实上，冷战的阴云在东亚从未散去，“传统安全威胁”在许多地方只是处于一种潜藏或“休眠”状态，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和政治气候，它就会顽强的表现出来，甚至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形？因为“传统安全威胁”涉及国家间的“核心利益”，这方面的利益纷争往往会超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影响，任何国家都很难摆脱这种古老命题的“束缚”，东亚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南北双方的核心问题是始终是安全问题。“三八线”两边同一民族的两个国家，都有着确保自身安全不受到对方威胁的强烈欲望，但爆发冲突甚或战争的危险性却无时不在。处在这样的形势下，谁能为当事方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谁就掌握了影响半岛局势的战略主动权。中国始终希望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包括“朝核”问题，但中国无论对朝鲜还是韩国，都只具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即便是对有着“特殊关系”的朝鲜，中国也并未公开承诺为其提供安全保证。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满足朝韩双方最根本的战略需求，中国影响半岛局势的能力自然受到很大限制。相比之下，美国却坚定的站在韩国一边，公开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并对朝鲜构成最大威胁。正因如此，韩国依赖美国，朝鲜也把美国的安全承诺视为首选，从而使美国左右逢源。这种状况的存在，也正是中国介入朝鲜半岛问题显得“吃力”的重要原因。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尽管“历史问题”长期困扰两国的交往，彼此也习惯了“政冷经热”的局面，但双方对海上领土争端问题可能引发的重大变故，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然而，在特定的时机（年轻的民主党上台执政）、特定的地点（双方存有争议的钓鱼岛）、由于特定的情况（日方对撞船事件蛮横无理的处置），最终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了一场重大危机。现在，中日双方虽然都在寻求和解，但钓鱼岛事件“撞”出来的麻烦，毕竟使两国长期存在的海上领土争端问题，从“隐忍不发”的潜在状态变为难以回避的现实矛盾，并导致“传统安全威胁”重新凸现出来。美日对“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公开宣示，双方在东海举行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在新防卫大纲中强调对中国的防范，以及其军事部署重点的西移，这些都意味着“传统安全威胁”已经摆到了中日关系的台面，中国对此如果视而不见和缺乏必要的应对举措，将来势必要吃大亏。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东盟关系历经20年的发展，双方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密切合作，共同建立了“10+3”的对话合作框架，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甚至办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这样的大事情，但一旦涉及南海争端，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当中国开始采取措施，宣示在南海的主权，维护在南海的正当权益时，东盟尤其是南海诸国顿时表现出高度的“警觉”，并且不惜借助区域外大国的力量来“平衡”与中国的关系。对于美国重返东南亚的举动，东盟国家的学者认为，与其说是美国“回来了”，不如说是东盟把美国“请”回来了，这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现如今，南海诸国都在大量购买先进的舰艇和作战飞机，加速提升海空作战能力，同时联手对付中国的倾向也在不断增强。面对这种形势，可以说南海的“传统安全威胁”同样在上升，中国要想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东亚曾经是世界上相对安定的地区，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与东亚国家都有和平发展的愿望是分不开的，中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完全适应了这种情况和要求。然而，东亚又是当今世界冷战遗留问题最为严重和海上领土争端涉及国家最多的地区，“传统安全威胁”在东亚有着深厚的土壤，它可以被暂时掩盖和淡化，但决不会自动消失。现在，东亚和平发展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传统安全威胁”正在愈益增大，不仅形成了新的地区“热点”，而且也在破坏区域内的互信与合作，并促使有关大国展开新一轮战略博弈。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认识和评估东亚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政策上做出必要调整，以有效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增大的新情况，这是在即将跨入下一个十年的紧要历史关头，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笔者以为，和平合作的旗帜，中国还要坚持打下去，这是实现东亚和平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同时，要把防止和遏制战争的问题尽快提到重要议程，也需要做好应对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准备。这样的话，近年来不太讲了，现在则必须予以强调。东亚的“和平之舟”，不可能靠美国的航母编队来“保驾护航”，中国作为东亚地区负责任的大国，在维护东亚和平稳定方面，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也必须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