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2010年的东亚战略形势，美日借钓鱼岛“撞船事件”和朝鲜半岛局势变化之机，持续数日在东海高调举行有航母参与的联合军演，进一步强化了美日同盟关系，这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大事情。

如果要问，此番美日强化同盟关系对中国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首先应当说是坏事。这次美日联合军演，强调以中国为目标，演习地点甚至靠近钓鱼岛海域，联系到美国政府和军方曾多次表示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其联合军演和强化同盟关系的各种举动，剑指中国毋庸置疑。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今后解决钓鱼岛问题将面对更大的困难和压力，美日联手对中国决非是好事。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美日强化同盟关系也是如此。一方面，解决中日东海争端，如果只是限于双边，中国仍有较大回旋余地，也可做出多种选择。但美国的介入改变了这种局面，中国选择的空间被大大挤压，这在战略上显然不利；另一方面，海上领土争端并非中日两国关系的全部甚至主要问题所在，日本未来的发展走向和在东亚将会发挥何种作用，则是中国更需高度关注和保持警惕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通过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继续保持对日本的约束，足以减轻中国的战略忧虑，所以从长远看对中国又是有利的。

多年前，在美国对日本实行“越顶外交”，迅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历史关头，毛泽东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毛泽东说，一定不能让日本感到美国在怠慢它，它生来就感到不安全，十分敏感；中国不会强迫东京在中美两国之间做出选择，那样做可能使日本政治力量出现两极分化，肯定会加剧日本的不安全感，而且可能引起传统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首先需要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其次才是我们。在基辛格看来，毛泽东不希望看到一个毫无约束的日本在各国之间挑拨离间，因为这种情况会加强日本的沙文主义情绪，美国的任务是同日本保持密切联系。正是这次谈话，促使基辛格临时动议，在回国途中到东京停留了几天。

毛泽东的思维是一种外交大智慧。在当时情况下，中美互有战略需求，中国也完全可以要求美国冷落甚至疏远日本，但毛泽东却采取了让基辛格意想不到的态度，希望美国能够加强与盟国的团结。对于日本，毛泽东可谓一生都在与其打交道，抗战八年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国土，这是毛泽东视为一辈子所作的两件大事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他去世前，毛泽东始终都在关注日本，这种深谋远虑也体现在他与基辛格的谈话中。

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就是希望美国能约束日本，不要让军国主义在日本卷土重来，而这样的事情中国做不了，只有美国能担当此任。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中美日关系依然如此，美日同盟关系“双刃剑”的性质也并未改变。在今天的形势下，日本要想越过“和平宪法”，走扩充军备和在海外使用军事力量的道路，甚至发展核武器，这些中国都挡不住，唯有美国能够对其进行约束。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必须维系和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对日本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证，同时日本也必须为美国的“付出”埋单。

国际关系是件很复杂的事情，相互关联、相互制衡是一种常态，好事和坏事也往往交织在一起。就美日同盟关系而言，中国历来强调它应当限于双边，而不应针对第三方，但这种要求很难实现。美国如果不站在日本的立场考虑和处理问题，不能向其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安全保证，美日同盟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因此，美日加强联盟能够约束日本，这对中国有利，也是好事；但在中日出现纷争的情况下，这种同盟又在很大程度上制衡中国，这对中国显然不利，自然也是坏事。

过去，美日同盟设定的情况是“台湾海峡有事”，现在则变成“钓鱼岛有事”，其战略背景当然都是中国。在此情况下，中国虽然不宜一概否定美日同盟关系，但必须设法将这把“双刃剑”针对中国的那一面加以“钝化”，使其对中国的威胁降到最低。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调整中美日之间的关系，对美日同盟的负面效应加以限制。在美日关系得到强化时，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日本方面，防止因中日关系的恶化导致美国“渔翁得利”；在美日出现矛盾时，则应对美国给予支持，不作分化美日关系的事情，也不要寄希望于中日联手对付美国。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外交智慧是留给国人的宝贵遗产，我们应当认真体味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