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安号事件”特别是“延坪岛事件”发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加强对朝鲜“约束”的呼声日高，估计美日韩外长华盛顿会谈也会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对此亦很难回避。

中国是否有能力“约束”朝鲜，这个问题自当别论。中国是否应该“约束”朝鲜，则是首先必须厘清的问题，也是如何看待中朝关系的原则性问题。

所谓“约束”，自然是要对对方加以“限制”和“管束”，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的干预，迫使对方放弃某些固有打算，终止某些行动。也就是说，要在一定程度上把对方置于自己的“管控”之下，不能让其“为所欲为”。

中国对朝鲜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吗？显然不能。

中朝之间固然存在“条约”关系，但这种“条约”是历史延续的产物，严格地说，中朝两国并非“同盟”，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隐性”同盟。这种情况，与美韩、美日的“显性”同盟关系，自然有着本质区别。日、韩对美是依附关系，美国可以对其进行“约束”，中朝则是相互平等关系，中国对朝鲜不可能进行“约束”。

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没有可比较的实例。美国和以色列并未结成同盟关系，但双方存在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是传统友好国家。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素以胆大妄为而著称，“巴以矛盾”也是经年历久的棘手问题，美国对以色列进行“约束”了吗？显然没有，偏袒之事却是时有所闻。美国自己尚且如此，却对中国处理中朝关系提出非分要求，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

不可否认，朝鲜在经济上对中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特别是在面临长期国际制裁形势下更是如此。这些年，中国在粮食、油料等战略物资方面，也的确给了朝鲜大量无偿援助，帮助朝鲜缓解了燃眉之急。这种举动，应该看作是中朝友好的体现，是中国对传统友好邻邦必要的支持，也是双方战略互助、互惠关系的重要表现。同时，保持朝鲜稳定，也完全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如果把上述援助视为“约束”朝鲜的筹码，据此对朝鲜“指手画脚”，这样于两党关系是“老子党”的反映，于两国关系是“大国沙文主义”行为，这无疑有悖于中国的原则和行为方式。

中国不寻求“约束”朝鲜，但双方又必须坦诚相待，尤其是要彼此关照对方的重大战略和安全关切，这是中朝两国相互尊重和发展平等关系的基础，也是在中朝关系上讲原则、讲大局的重要体现。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更趋复杂化。特别是“延坪岛事件”后，韩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主张对朝强硬的意见开始占上风，这对强化韩美同盟关系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而朝鲜在加强常规军事部署的同时，也在积极展示自己的“核能力”，朝韩之间都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重大变故。有鉴于此，中朝之间尽快加强沟通，相互“战略交底”，做到未雨绸缪，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笔者以为，中国对朝鲜要事先把话讲清楚，争取达成战略共识，尽可能避免发生猝不及防和导致双方陷入政治被动的事情。

其一，中朝要共同确立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基本原则。这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在谈判基础上逐步推进朝鲜半岛和平统一进程。上述原则，应成为中朝两国处理朝鲜半岛事务，保持朝鲜半岛稳定的“总纲”，一切违背上述原则的事情，都应当少做和不做，双方都应用这样的原则性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动。

其二，中朝要彼此关照对方的重大战略与安全关切。对于中国来说，要理直气壮的维护朝鲜的正当权益，坚决反对一切旨在颠覆朝鲜和武力威胁朝鲜的行为，中国将继续维持对朝鲜的援助，同时也要表明，按照中朝“条约”规定，中国对任何公然武装入侵朝鲜和对朝鲜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的行为，都不会坐视不管。对于朝鲜来说，也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战略“底线”，这就是决不能主动挑起战争，在美国尚未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的情况下，决不能轻率进行新的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验。否则，对中朝关系将会带来重大影响，也将迫使中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

其三，中朝要珍惜和维护“六方会谈”这个来之不易的对话平台。十几年来，“六方会谈”取得一些成果，但也面临诸多困难，甚至是无功而返。然而，就解决“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来说，迄今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况且“六方会谈”在化解危机，缓和局势，促进对话方面，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中朝都应成为“六方会谈”的促进派，都应为重开“六方会谈”做出积极努力。目前，这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要时机和条件成熟，有关各方早晚还要坐到一起，“六方会谈”还会发挥其历史作用。

以上这些问题，当然需要中朝双方加强沟通和协调，这不是相互“约束”，而是彼此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共识来达成步调一致。中朝之间需要有话直说，实话实说，任何“战略模糊”和仅仅停留于“外交辞令”，都是无原则的表现，都会给中朝关系留下隐患，最终也将损害中朝双方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还需要指出，中朝在发展道路上要加强相互学习和借鉴，中国对朝鲜决不能只限于援助，而要逐步加强朝鲜的自我发展能力。朝鲜能否走上改革开放道路，这需要朝鲜根据内外形势自主选择，但改革国有企业，尝试向中俄开放，进一步解决好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则是中朝之间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和开展更密切合作的重要事情。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多做促进工作，从而不断为中朝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