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日关系仍处在“胶着”状态。尽管两国领导人通过颇为特殊的“外交方式”，达成了继续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但双方要想重新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可谓是举步维艰。

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说到底就是政治上求同存异，经济上合作共赢，军事上互不威胁，而着眼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和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则是彼此都应考虑和关照的大局，也是真正实现“战略互惠”的基础所在。

自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国“战略互惠”的最好时期，莫过于建交后的那段时期。中日两国老一代政治家凭借长远战略眼光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开启了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奠定了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这一时期，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日本领导人功不可没，而善于把握中日关系大局，无疑是他们执政的重要特色。

在此之后，为中日关系注入新的希望和活力的日本领导人，当然还有很多，但鸠山由纪夫尤为突出。这位年轻且执政时间短暂的日本首相，虽在外人看来是个缺乏政治经验的“理想主义者”，但其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反映了日本走出狭隘“岛国思维”的变革愿望，表现出中日携手共同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政治理想，他在中日关系上所坚持的大局观，无疑也是值得称道的。

相比之下，现在的日本领导人，一无政治经验，二无变革理想，完全是采取实用主义的行为方式，根本谈不上自觉的把握好中日关系大局。如果说，钓鱼岛“撞船事件”具有偶发性质，但日本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轻率无知，蛮横无理，不惜以中日关系的前途作为政治筹码，则足以透视出执政理念的混乱和大局观的缺失。

有人认为，一手造成“撞船事件”复杂化的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是个“坏人”，此人不下台，中日关系就好不了。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自然也是个“坏人”，正是他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在中日之间制造政治障碍，从而导致中日关系跌入谷底，数年之中都难有起色。

诚然，正是因为小泉和前原这样一些“坏人”挡道，中日关系才历经坎坷，甚至大起大落，他们自然应当承担历史责任。然而，中日之间的风风雨雨，却并非只是这些“坏人”的个人行为造成的，他们的背后代表着日本的右翼势力，体现了日本国内那些要求对华强硬的政治主张，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日本被长期压抑和掩饰着的那种非正常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必然反映。

“撞船事件”发生至今，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增无减，“民意”对现政府的不满并非是由于中日关系出现倒退，而是认为对中国过于“软弱”。在此期间，许多日本议员把日方对于“撞船事件”的处理结果，等同于当年的“三国还辽”，其殖民主义心态可谓暴露无遗。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也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主要责任当然是由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来承担，但当时日本民众对这场战争所表现出的高度狂热和支持，则体现了一种民族主义情结。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要由日本来“统治亚洲”，要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些政治理念可谓深入人心，也为军国主义的得势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美国的庇护，战后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日本至今未能成为“正常国家”，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政治生活”始终不正常。

处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内，日本的政治家始终面临如何走出以往历史阴影的考验，也必须学会如何引导民众去建立一种健康的政治心态。没有战略眼光，没有政治上的大局观，早晚会成为右翼势力和非正常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代表者，并使国家走上歧途。这种现象，已经被历史所证明，而且还会继续被证明。

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这是横亘在中日之间的两大障碍，也是很容易引发双方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诱因。对此，中日两国老一代政治家本着向前看的精神，采取了非常审慎、非常稳妥的处理方式，这体现了双方的大局观。以鸠山为代表的日本新一代政治家，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希冀中日在共同推进区域合作过程中，能够找到消除上述障碍的可行办法，这同样反映了一种大局观。对于中日关系上的这些积极因素和有益经验，中日两国都应当总结和汲取，尤其日本现任领导人更应当深刻反思。

日本和美国是盟国，中日关系不可能超越日美关系，更不可能取代日美关系。但中国有一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睦邻总比在家门口搞得鸡飞狗跳要好。中日之间由于多种原因，双方不可能走得很近，但彼此着眼长远发展，着眼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在这个大局观下保持“合理距离”，妥善处理领土争端，努力实现“战略互惠”，却又是可以作到的。日本领导人如果自恃内有“民意”壮胆，外有美国撑腰，坚持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坚持在领土争端问题上采取恃强斗狠的政策，全然不顾中日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那早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日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