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被某些国家“孤立”、“包围”甚至“围堵”。

上述这种声音，近年来不绝于耳，也给中国的未来前景蒙上浓厚的阴影。

如果说，如是看待中国的安全环境，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是向国人发出“盛世危言”，其用意自然是好的。但作为一种现实或前瞻性的战略判断，这种看法就很值得商榷。

不可否认，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在以往“冷战”中的确存在。然而，这段历史是否会重演，中国是否会再次被“围堵”，却不能简单的进行历史推断，也不能根据某些个别现象来下结论，更不能盲目陷入自我“围城”。

在此，不妨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给红色中国织起一道竹幕”，由美国挑头，英、法、澳、新、泰、菲和巴基斯坦等八国，在马尼拉正式成立“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组织”，其目的当然是围堵中国。对于这个组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极为欣赏，称其为“最完美的防范红色中国网”。

对中国的“包围圈”固然是建立起来了，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其结果却与美国的愿望大相径庭。

1956年，美国逼迫“东南亚条约组织”吸纳韩国和南越成为其“对话伙伴”，这遭到英国的不满和反对，以至连续多年不参加该组织的活动，因为英国担心此举会刺激中国并给香港带来麻烦。

1958年，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不仅发出武装干涉威胁，而且要求“东南亚条约组织”各国共同出兵，制止“共产党对台澎金马的武吓”。然而，其他七国都一致反对，有的国家则声称：“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我们没有受到红色中国的入侵威胁。”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1965年9月印度出动10万大军，对巴基斯坦不宣而战，企图一举夺得克什米尔地区。此时，巴领导人援引“条约”规定向美国求援，但美国却在印巴之间采取了非常暧昧的态度。危急关头，中国向巴提供了紧急军事援助，在印军即将攻下巴重镇拉合尔的关键时刻，中国又向印度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印度为避免两线作战，不得不宣布与巴停火。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巴基斯坦最终明白了谁是其真正的朋友，并于1973年第一个退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

1974年6月，继巴基斯坦之后，法国又公开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同时解散这一组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77年6月30日，存续20多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正式解散，“围堵中国”成为一段历史。

由上可见，当年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既是美国一手策划和积极推动的，同时也并未如美国所愿。因为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东亚也远不同于欧洲，地缘政治决定了在东亚不可能再造另一个“北约”。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尚且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重新寻求“包围”甚至“围堵”中国又谈何容易？

国际斗争的实践证明，大国关系往往影响着不同时代的“主旋律”，但时代潮流又赋予大国关系特定的内容，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当年美苏争霸，使“冷战”的阴云遍及全球，中国受到围堵也是这种国际大气候造成的，即便想躲也躲不开，中国只能硬着头皮顶住。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具有“冷战”的背景，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趋势，决定了这两个大国必须寻求新的相处方式。从总体上看，中美之间的合作性远远大于对抗性，双方也不存在关乎生死存亡的利害冲突，因而时下的美国并不具有“围堵”中国的战略冲动，同时也很难得到像“冷战”时代围堵中国那样的条件。

然而，中国要崛起，美国要“守成”，彼此的战略竞争总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麻烦。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希望中国更加“开放”，更广泛的“融入”国际社会，并且更多的承担“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时刻警惕中国潜在的“挑战性”，尽可能限制甚至抑制中国的发展，确保中国在政治上不挑战美国的地位，经济上不损害美国的利益，军事上不致超越美国的优势，这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所在。在今天的形势下，中美不可能再用“竹幕”或“铁幕”把彼此隔绝起来，两国经济上的密不可分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决定了双方都必须学会如何在“近距离”打交道，而逐步建立战略互信，将是中美关系最终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

美国要限制和抑制中国的发展，少不了要搞些“小动作”，但这和“围堵”并不搭界。今年以来，美国利用“天安号”事件、南海争端以及钓鱼岛“撞船”事件等，在强化美日、美韩同盟关系，加强与东盟关系，以及积极拉拢印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这些都是在“谋势”，意在巩固美国重返东亚后的战略地位，同时也是企图削弱中国的影响。但如果把美国的这些举动，统统看作是“围堵”中国的动向，把牵涉其中的国家一概视为参与“围堵”的力量，这样的形势自然分外“严峻”，中国在东亚的好日子恐怕也是“来日无多”了。然而，这种看法却并不符合实际，它把大国对于“中间势力”的争夺看得过于简单化，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站队”思维，而这种思维恰恰是当前中国对外战略必须努力避免的。

中国决不能自我“围城”。在美国重返东亚之后，这一地区的力量的确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但并不是在酝酿建立新的“阵营”，也不存在“孤立”甚至“围堵”中国的战略取向。面对新的形势，中国不是要把自己重新封闭起来，而是要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努力的去做工作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目标不能变，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必须继续坚持，中国应当更主动的参与各项地区事务，同时也需要以更灵活、更务实的态度，处理好与有关国家的争端。在对形势的估计上，盲目的乐观和悲观都不可取，唯有正确判断形势和确立足够的自信，方能引导中国重新取得战略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