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外交十记》有感（三）

中国是一个讲原则的国家，在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公理问题上，决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然而，国际社会的情况却很复杂，有些国家往往习惯于在外交中做交易，中国在与其打交道的过程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无疑是个很要紧的问题。

在这方面，《外交十记》有很多记述，而发生在中美关系上的事情，则颇具代表性。作者写到，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多年经商，又担任过政府财政部长，所以无论办什么事，都如同做生意，喜欢“做个交易”。有两件事情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美国欲对伊拉克动武，并考虑在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决海湾危机。美国当然希望中国对这个决议能投赞成票，既不要弃权，更不要否决。为此，美国国务卿贝克以邀请作者访问华盛顿为条件，暗示中国也要支持美国的立场。然而，中方的态度早已明确，最终还是投了弃权票。贝克感到在这场“交易”中吃了亏，虽无法改变事先的邀请，却以种种托词阻挠中方会见布什总统。但中方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能实现与布什总统的会见，将给中国带来政治主动。于是，中国驻美大使朱启桢驱车星夜从纽约赶回华盛顿，在午夜3点同睡梦中被唤醒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通了电话，在其积极安排下，作者如期实现了与布什总统的会见。这种结果，自然让贝克十分尴尬，他“做交易”的图谋也落了空。

另一件事情的“主角”也是贝克。1991年11月15日，贝克率团抵达北京，这是美国自1989年中止与中国高层接触和互访以后，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贝克在与中方会谈时，说他的访华本身就是已经“装满了中国的篮子”，但他也需要中国给他的“篮子”里装满东西，让他带回去，这明摆着又是要“做交易”。作者问他，篮子里想装什么东西呢？贝克倒是直截了当，说他有三只空篮子，一个想装“防止武器扩散”，一个想装“经贸合作”，一个想装“人权”。对此，中方也提出，希望在这三只篮子里都装些东西，但中方也有几只篮子，最大的一只，就是希望美国支持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就这样，中美双方围绕各自的目标，进行了多轮谈判和激烈交锋，最后一轮谈判尤为艰苦，以至美方专机离京时间不得不七次推迟，原有的安排完全被打乱。最后，谈判终于取得进展，双方都基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贝克带着他装满东西的三个“篮子”回到美国。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谈判中，后来担任中国驻法大使的吴建民，一不小心居然成了“异见人士”。当时，美方拿出了一份长长的所谓“不同政见者”的名单，其中有的只有拼音，没有汉字，有的错误百出，不知所指。名单中有“吴建民”其人，作者向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吴建民也答道：“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噢，你放出来了。”这种场景，引起哄堂大笑，也缓解了双方唇枪舌剑的紧张气氛。

作者与美国国务卿贝克的两次交锋，无疑是中美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说到把外交视为“做交易”，美方并非只有贝克其人，从政府到国会都大有人在。美国是个商业化的国家，也是个经济和商业利益至上的国家，金钱可以影响对外政策，外交也可以成为一种“交易”。据《外交十记》记载，当年李登辉为了给竞选台湾第一届所谓“直选总统”造势，不惜重金聘请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为其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以博得美国对其政治上的支持。1994年，台湾又与该公司签订为期三年、费用高达450万美元的合同，专门为促成李登辉访美进行公关游说。同时，台湾方面还以李登辉的名义，分两次向美国康奈尔大学捐款450万美元。正是这样的“交易”行为，最终使李登辉访美如愿以偿，也在中美关系上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外交风波。

中国外交从来不做“交易”，也不打什么“牌”，但善于和那些习惯用外交做交易的国家打交道，又是一件难以回避的事情。在此情况下，坚持原则自然重要，但也要有做到有争有让，有取有舍，有利有节。谈判实质就是“桌面上的战争”，外交也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关键在于把斗争策略用好用活。今天的中美关系，同样面对着许多棘手问题，美国在外交上要和中国“做交易”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对此，中国虽谈不上与美方“讨价还价”，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有利条件，诸如大市场的吸引力、“债权国”的地位、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等，迫使美国在对台军售、贸易磨擦以及明里暗里支持中国民族分裂势力等问题上，做出必要的让步和承诺，从而逐步消除双方不断出现麻烦的根源，这样的事情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笔者时常感到，中美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有些像儒生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而往往想不到一起，也做不到一起。这些年来，中美交往中国受伤害的情况为多，中国领导人甚至讲过，中国从来没有作对不起美国的事情，中美关系出现麻烦，是美国对不起中国。这样的态度，自然是反映了中国的宅心仁厚，也尽显了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这个“义”字。美国呢？它对所谓的“义”可能并没有多少理解，而“利”则是主要的驱动因素。为了美国的利益，在中美之间可以做交易，这种交易一旦做不成，那就要反目成仇。对于这样的文化差异和行事方式的不同，中国需要有所反思，在更多的注重“反制”的同时，也要积极寻求以我为主的解决双方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