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岛，一次偶发性“撞船”事件，居然在中日两个大国之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战”。

这是为什么？因为此“小岛”牵涉到国家主权这个大问题，这次偶发性事件的处理结果，也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对该岛主权追索的未来前景，同时双方都需要顾及各自的民意、维护自己的尊严。

如此一来，在浩瀚的东海上，中日两国竟然面对一种“狭路相逢”的局面，双方都很难轻言退让。

就目前情势而言，日方已经做出继续羁押中方船长的决定，今后是否会进入“法律程序”也尚未可知。有人认为，日本这样做，是拿着一个烫手的“山药”，势必会“如坐针毡”。但笔者并不赞同这种看法。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显而易见，现在是日本不急中国急，中国也着实拖不起。

诚然，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舍此就是军队要考虑的事情了。然而，此番尽管中方占理，同时为了维护中日关系大局，不惜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克制和最大的理性来处理事件，这本身就是一种“妥协”，但日方却根本不加理会，从而将中方置于窘境。

日本为什么不肯“放过”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让人感到汗颜，但事实却又的确如此。

不妨设想，假如日方在发生“撞船”事件后，不是蛮横无理、有恃无恐的扣船押人，而是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交涉，彼此有话好好说，事情不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中日关系也不会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假如日方在释放船员和归还渔船的同时，在此前宣布羁押船长10天到期后，能够顺应中方的多次交涉及时放人，日方虽赚足了脸面，但也不失为一种“妥协”，中日之间仍有可能避免事态升级。

所有这些“设想”，无疑有利于中日关系大局，也是外交手段理应发挥的作用，日方并非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然而，现实却又不能用“设想”来代替，日方并无任何妥协之意，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也使中国退无可退。

日本从不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所以执意要用“国内法”来处理此次事件，对于日本的这种“认知”，中国当然无法改变。但问题在于，日本的立场不可能强加于中国，既然已经由此引发了严重的主权和外交纷争，日本就理应考虑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也有责任避免因事态失控而对中日关系带来严重影响。

对于这种近乎于常识性的问题，日方却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其原因无非有三：一是料定中国不会把事情闹大闹僵，即便做出“反制”，断不会超出外交或经济范畴，充其量从过去“政冷经热”发展到政治、经济都“冷却”，但中日关系不会出现大倒退；二是中国现在面临“多事之秋”，周边麻烦有增无减，在对待中日关系问题上，最终还是会谨慎处理；三是中国在东海不会轻易对日本动武，这有违中国发展经济和保持地区稳定的“大局观”，南海尚且如此，何况东海乎？

也许，这就是日本至今不肯“放过”中国的“底气”所在，也是造成中日在钓鱼岛事件上“狭路相逢”的根本缘由。事已至此，中国不能不正视严峻的现实，也需要慎重考虑行之有效的反制之策。说到这里，笔者不想再多言。有关应对之策，在此前的博文中已经提及，网上网下的许多文章亦不乏颇有见地的建议。但有一段历史似有重温的必要，其对今天不无启示意义。

当年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由此拉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越过黄泛区时，部队的重装备陷于泥沼之中，前进速度受到很大影响，而此时围追堵截的敌人已然邻近。当此危急关头，刘伯承振臂高呼：狭路相逢勇者胜！数十万大军毅然决然的丢掉辎重，轻装杀出重围，一路跃进大别山。

这段历史，讲的是战争中的事情，但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决心、勇气、胆魄、意志，这是与对手“狭路相逢”时必须具有的精神状态，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和宝贵品质。军事斗争是如此，其他领域的斗争也是如此，没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开局就会落了下风，要想取胜断无希望，至少也会遇到更大困难。

时下，中日围绕“钓鱼岛事件”的斗争，是国家利益的博弈，也是国家意志的较量，更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角逐。既然双方已经“狭路相逢”，那就要看谁是真正的“勇者”，尤其中方在处于被动的情况下，敢于应对挑战就显得更为重要。在此前提下考虑“有利有节”的问题，方能用在其时，用在其地，用得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