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的外部压力明显增大，挑战趋于严峻。面对这种形势，我们还是要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下大力练好“内功”。然而，目前存在的国富民不富、国大军不强的状况，却对内部稳定和抵御外侮带来直接影响。因此，切实解决好“富民强军”问题，实属中国发展之要务，必须摆到重要位置。

其一，所谓“富民”，是指下决心改革分配关系，尽快缩小贫富差距，让那些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低收入阶层，能够更多的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改变当下国富、少数人富而绝大多数人并不富有，甚至相当数量的人仍被贫穷所困扰的局面。

改革开放搞了30多年，现在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都处于重要的转型期，分配方式的转变也不可或缓。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提出的目标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在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承诺”，现在是到了加快实现这个目标和努力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中国的发展需要社会稳定，在外部压力有所增大的情况下，保持内部政治稳定更显必要。现在，“维稳”在中国成了一种“流行话语”，也不乏专门机构，但人心向背却是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决定因素。改革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让人民对政府“执政为民”的宣示具有信心，对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抱有希望，这是保证人民与政府同心同德的前提条件，也是上下一心应对内外挑战的重要保证。

从目前情况看，人民群众关注的主要有三大问题：一是对腐败现象的严重不满；二是对解决住房、教育和医疗问题的热切期待；三是对改革分配关系的强烈渴望。以上三个问题，在实质上都与“富民”政策密切相关，也是实现“富民”目标必须解决的重大环节。腐败不除，国家再富有，也会被少数人和利益集团所侵吞，人民很难得到真正的实惠；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问题不解决，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就难以转化为社会福利，公众利益也无法得到应有保障；分配关系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就是一句空话，“富民”自然也无从谈起。

过去，我们说得较多的是“富国强兵”，现在则应强调“富民强军”，这是中国发展思想的重大转变，同时这种转变已经时不我待。中国现在不可谓不富，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坐拥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国外还购买了数千亿美元的“国债”，足以称得上是个“富国”。但论及人均水平，细分社会财富的占有比例，中国又难免有些“汗颜”。正因如此，“富民”势在必行，也正当其时。否则，中国的社会基础难以稳定，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将会失去信心，中国应对外部挑战的凝聚力难免受到削弱，“维稳”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其二，所谓“强军”，是指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和国力发展水平，在兼顾改善民生的同时，加速国防力量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在发展海空力量、远程投送和打击力量，以及提高信息化战争水平方面，尽快加大投入，不断增强遏制和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长期处于“忍耐”状态，这种局面持续将近20多年，其对国防建设的影响不言而喻。现代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打钢铁、打技术的战争，武器装备的研发和更新需要一定的周期，而中国军队漫长的“忍耐期”，在很大程度上错失了发展的有利机会，相比世界军事大国和强国，中国在主战兵器方面至少落后15～20年，要想“赶超”谈何容易。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根据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反分裂斗争的需要，在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上做出相应调整，逐步加大了对海空军和“二炮”建设的投入，现在国人所看到的那些新型武器装备，正是这十多年来实施有重点发展的结果，也展示了中国军队新的风貌。然而，这种发展可以说是刚刚经历“恢复期”而进入“上升期”，要想步入快速“发展期”还必须付出更大努力。中国现在还远没有建成一支“蓝水海军”和“战略空军”，远程投送和打击能力也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些都是“强军”的主要任务，也是有效应对未来安全挑战的重要保证。

现在，制约中国国防力量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再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政能力，而是技术“瓶颈”和外部政治压力。诸如建造航母这样的事情，船体制造对中国并非难事，但要配备先进的作战系统和培养成熟的作战人员，却还要下大功夫。导弹驱逐舰是中国实施海战的主要装备，但据说某些小国从国外购买的这类舰艇，导弹命中精度却强于我军，这就是一种技术差距。同时，中国发展正常的、防御性的国防力量，经常会听到外人说三道四，“中国威胁论”始终没有绝迹，中国对此也很在意，甚至缺乏理直气壮的态度。其实，在这方面也要转变观念，要提倡一种“不怕鬼”的精神。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何不能拥有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防力量？比照美国、俄罗斯甚至印度和日本，中国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中国自己也不要为“和平形象”所拖累。

“富民”与“强军”，这是中国时下练好“内功”的要旨，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重要条件。民富则国稳，军强则国安，两者互为依托，并行不悖。真正做好这两篇文章，中国就有了“底气”和“硬气”，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也就有了战略上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