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假如”，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有必然性。但“假如”背后却足以引发另一种联想，也隐含着一些深刻道理。近代中国历史所拐过的“两道弯儿”，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背景，前后发生的两次重大历史转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也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第一次转折：“共和之路”在北京拐了个“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取，中国从此走上军阀连年混战道路。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然而，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面对南北对峙局面，为了避免中国陷入战乱，主动辞去大总统一职，以换取袁世凯逼清廷退位，最终却让袁世凯趁机夺取了最高权力，以至酿成其后的帝制复辟和军阀割据局面。

假如当时孙中山听从黄兴等人的建议，利用民众拥护“共和”以及占有长江以南半壁江山的有利条件，不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拱手相让，坚持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周旋，中国的“共和之路”也许还能沿着正确轨道继续走下去，中国的近代史兴许还会改写。

但这种“假如”毕竟不是现实。孙中山当时所面临的形势，的确也很危急，北洋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抵抗，加之身为同盟会会员的各省督军，都是拥兵自保，孙中山无兵可调。在此情形下，他只能确保实现清廷退位这一主要目标，因而向袁世凯做出妥协也实属无奈。

辛亥革命的成功，新军无疑是主要力量，但国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建立统一的军事力量体制，各省依然是拥兵自重，面对强大的北洋军的进攻，孙中山自然是独力难支。正因如此，在“二次革命”中，他才下决心建立军队，开办“黄埔军校”，为“北伐”创造了必要条件。

这就足以看出，在中国“议会斗争”道路显然行不通，要靠“临时约法”等和平方式去建立共和，实现民主，其实是一种幻想。离开了军队，离开了武装斗争，终将是一事无成。正如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孙中山的“共和之路”恰恰是夭折于此，中国近代史由此只能换了一种写法。

第二次转折：和平建国之路在南京拐了一个弯，国共两党共建联合政府的前景，演变成一场逐鹿中原的内战，共产党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但中国的统一大业却至今难以实现。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它也为中国的再度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希望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共两党作为中国当时两大政治力量，在和平建国问题上并非没有合作，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以及亲赴重庆谈判，都显示了共产党一方的诚意。但无奈于蒋介石自恃有几百万军队，有美国的支持，发动内战主意已决，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在战场上解决，历史就这样走入另一个方向。

假如蒋介石能以民族大义为重，能够尊重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假如美国能够真心实意的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促使国共两党最终组建联合政府，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也不是没有可能，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也许是另一种模样。

然而，这种“假如”又的确很难实现。蒋介石所代表的以“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僚买办阶级，不可能允许在中国真正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因而“剿共”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即便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也始终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必欲将共产党人及其军队赶尽杀绝。美国自然也不愿看到共产党在中国执掌政权，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更有利盘算。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内战是必然要爆发的，必然要进行事关中国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

由此不难看出，国共两党的“纷争”，决无调和余地，双方所发生的内战，也决非有些人所说的是“无义之战”。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解放战争，是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正义之举，也是共产党及其军队反抗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军事进攻的必要之举，而中国的民心所向，正是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几十年过去了，在台湾海峡隔海相望的同一民族，仍然处在分裂状态。当年那些恩恩怨怨，要想“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过去插手的美国，如今依然故我，他们曾经“丢失”了中国，现在自然也不会乐见中国的统一，保持目前这种“不独不统”的状况，才是美国最大的利益所在。

对于台湾来说，“剿共”已经成为历史，“反攻大陆”更是痴人说梦，“台独”同样没有前途。若从民族大义出发，寻求两岸和解，推动双方和平合作，逐步寻找彼此融合与共赢的途径，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大陆“解放台湾”的方针，早已被“和平统一”方针所取代，只要台湾不谋求独立，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好商量。可以说，历史已经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海峡两岸都应该促使民族统一大业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切不可重蹈历史覆辙，在这紧要关头再一个“弯”，那时的历史将如何书写，也许就只能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