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如是记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道路，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选择，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中国人民最终迎来一个崭新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集中表现为毛泽东思想，它产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之中，又指引这场伟大革命历经艰难曲折而获得胜利。对于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历程，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指导作用，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现在反对的人也不多。

然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现成的理论和经验不足，需要去进行更多的探索。于是，借鉴苏联的理论和经验，套用苏联的发展模式，成为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对于这段历史，肯定者有之，但非议之声也不少。

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很正常。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论述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他们阐述的那些基本理论，虽然具有普遍意义，但结合中国的实际，却决无照搬照套的可能。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自然要仿效。然而，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诞生的新中国，完全套用苏联的理论和经验，实践证明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最终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及在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是中国在短短30多年里迅速走向繁荣富强的重要保证。但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对原有发展道路的否定，包括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人们的思想也开始出现分化，甚至产生信仰危机，“精神大厦”的根基发生了动摇。这些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的少了，甚或不敢讲了，而西方的思想、儒家的思想以及各种宗教学说，大有成为主流思想的趋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似已渐行渐远。

现在有一种“流行”看法，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那是“打天下”的理论，而不是“治天下”的道理。要建立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不能靠“斗争哲学”，而是需要用儒家的“王道”思想来发挥“教化”作用，需要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来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一句话，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应当用儒家思想和现代西方思想来取而代之。

对于上述看法，当然不能一概否定。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肯定是不能再搞了，“十年动乱”留下的深刻教训，已经做出了结论。对于儒家传统思想和现代西方理论，那些好的东西当然应该继承和借鉴，这也是推动中国思想理论发展的应有之义。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从根本上排斥甚至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由，这些科学理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它们的地位无可替代。

如同自然科学揭示自然界的规律一样，社会科学的价值也就在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的科学，而且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这些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不仅适用于当时那个时代的现实需要，而且具有长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这也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是对人类先进思想的总结，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迄今为止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最好“钥匙”。中国人现在大多不在意《资本论》了，但西方国家的学者却对其情有独钟，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他们重新研读《资本论》，目的就在于借此更深刻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从中找出脱危解困的办法。这种情形，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毛泽东思想在一段时间内，曾因“个人崇拜”而被扭曲，不是把它作为科学，而是作为“最高指示”来对待，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其实，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篇章，它们在思想方法上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也是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启蒙读物。《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十大军事原则》等，这些同样是我们发展现代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对于赢得未来战争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这里还要提到“老三篇”。过去往往把这些著作庸俗化了，要人们去死记硬背，但并不求深解。但在今天看来，《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里面讲的都是世界观、人生观的基本道理。毛泽东用他精湛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风格，形象生动的阐述了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倡导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任何思想理论都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新的社会实践。然而，思想理论又是社会文明不断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包含的那些普遍真理，无疑是我们结合新的社会实践，不断进行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中国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建设繁荣、富强、民主、昌盛的现代化国家，就决不能丢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违背了这个正确方向，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就会陷入新的迷茫。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封建社会的治国之道，自然应该摈弃。在今天的情况下，思想理论的力量，更需要融会于新的社会实践之中，并植根于广大民众的土壤。对于知识分子和具有较高文化素养者来说，思想理论如同水和空气，他们也习惯于进行理性思考。但就普罗大众而言，他们则更多的是从自身的社会存在来感受“道理”，同时也要看那些“讲道理”的人是否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这里，思想理论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人的感召力来实现的，老百姓决不会相信任何空谈。

由此也联想到，我们执掌政权的官员们，理应成为先进思想理论的代表者和身体力行者，这是他们团结带领人民干事业的本钱。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恰恰背离了自己的“信仰”，让他们所宣传的东西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某地三任交通局长，都倒在腐败的泥潭中，但却一任比一任调子高。前任者写“血书”表示：“绝不收人家一分钱。”继任者则喊出：“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再后来者的表态更是掷地有声：“一个‘廉’字值千金！”谁能想到，他们却是前“腐”赴后继，而且后任比前任更腐败。这样的官员，老百姓如何能相信他们，又如何能信服于他们所倡导的理论？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必是勤于思考的民族，也是富有坚定信仰的民族。在中国的大地上，要想世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它们是科学的思想和理论，是指引我们行动的指南。更重要的在于，擎起这些旗帜的人，必须永远走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前列，必须带头去实践那些思想理论，必须用行动来体现自己的信仰。唯有如此，思想理论的光芒才能真正得以释放，才能焕发出应有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