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在毛泽东亲自决策和指导下进行的，其中许多重大问题，对今天开展对印斗争，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962年7月，面对印军不断加剧的“蚕食”和进攻，我边防部队提出了实施反击作战的方案。当总参把这个方案上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当即指示：停止实施这个方案。并要求边防部队：退避三舍，武装共处。

两个月后，印军不顾我国的多次抗议和警告，进一步扩大事态，公然在中印边界东、西段，以10多个旅的兵力同时向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面对如此难以克制和忍让的严峻形势，我边防部队纷纷上书，要求自卫还击，严惩入侵印军。

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把这些情况一次次报告给毛泽东，他却说：不忙，通知部队后撤。后来又说：告诉他们再退，暂不还击。并且叮嘱杨成武：要通知部队，什么时候打响自卫反击的第一枪，一定要等军委的命令。还说：这个事我要管。

在战略上，毛泽东提出了“务求初战必胜”的方针，总参据此制定了实施反击作战的方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再次强调：打响第一枪要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还说，打响第一枪后，仗怎么打，放多少枪，打多少炮，我不管，反正打胜就是了。

在分析印军的战略企图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向尼赫鲁交了底，说明我国的战略重点在东方，无意与印度为敌，他还要与我们打仗呢？

在场的人从不同方面作出了分析。当有人谈到尼赫鲁押了个宝，认定中国不敢打他的看法时，毛泽东笑了，点点头说：“恐怕是这么回事。不过，他非打不可的话，就先输了理，战争的责任和后果也就都得由他来负了。”

1962年10月20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向我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几分钟后，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一声令下，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打响了。

经过前后两个阶段的作战，我边防部队给予入侵印军以歼灭性打击，拔除印军设在我国实际控制线一侧的据点，逼近中印传统习惯线，取得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毛泽东始终坚持“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在对印斗争的决策和指导上，毛泽东紧紧抓住三个重要的战略环节，保证了对印斗争的顺利开展。

一是退避三舍，武装共处。这种“退”，既不是示弱，也非以往的“诱敌深入”，而是尽可能避免战争，争取和平。“武装共处”则是开展边境外交和军事斗争的创造，显示了中国最大的忍让克制与和平努力，同时也不违背寸土必争的原则。

二是慎重初战，打则必胜。毛泽东在对印斗争中再三要求“不忙”和“暂不还击”，除了争取政治外交斗争的主动权外，也是为了军事上的反击能够有更充分的准备，防止仓促上阵，反击的后劲不足。事实证明，此次反击作战在战略上虽然是不得不打，被迫为之，但战役战斗准备却比较充分，所以打响后能一鼓作气，连战皆捷。

三是掌控全局，把握枢纽。在此次对印反击作战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何时打“第一枪”的问题他要管，反复告诫边防部队打响“第一枪”要听最高统帅部的号令，这实际上是掌控反击时机，确保反击作战有理有利有节，这是解决战略上的关键问题。至于打响之后，那就是前线指挥员的事情了，毛泽东所要求的就是“打胜”。

以上几个问题，今天仍不失启迪和指导意义。在当前印军肆意入侵我洞朗地区，中印军事对峙持续近两月的形势下，外交解决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军事解决的可能性明显上升。加之印度官方的强硬立场丝毫未变，印方好战人士的战争叫嚣调门越来越高，这就使得中印边境地区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经成为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在军事上如何应对？我看还是坚持三条：

一是保持对峙状态下的武装共处。由于洞朗地区并非中印争议地区，因而中方不存在以往“退避三舍”的问题，只能针锋相对，坚决顶住。

二是加紧做好反击作战准备。从作战方案的制定，各级指挥机构的设立，参战部队的部署、开进和临战训练，以及各项支援保障准备等，都需要逐项抓好落实，确保初战和后续作战的胜利。

三是把握好反击作战时机。何时打响对印反击作战“第一枪”，这需要最高统帅部进行战略权衡，最高领导人下最后的决心。在此之前，边防部队要防止“擦枪走火”，只待统帅部一声令下，保证拉上去就能打，而且能打胜。

此外，笔者大胆作个预言：这次印度如果真要大打，中国不仅敢于奉陪到底，而且也决不会重演1962年打了再退回来的事情。同时，此战正是收复藏南的大好时机，既然印度的好战份子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决不能放过，不妨一揽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本文资料来源于《毛泽东和杨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