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革”60周年。

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也早已摆脱“十年动乱”的困扰，走上一条繁荣富强、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然而，对于“文革”的反思却从未间断，不同的声音依然存在。这说明，人们对那段历史并未淡忘，如何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许多人仍然感到有话要说。

其实，当年亲手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毛泽东，在运动进行过程中，已经开始有所反思，而促使他做出反思的主要有三件大事情。

第一件事：武汉“7·20事件”。

这场事件发生前，毛泽东冒着酷暑乘车南巡，途径武汉时，下榻于他一生偏爱的武昌东湖宾馆。

离京前，面对全国上下出现的动乱局面，毛泽东仍是意气风发，充满自信。他对随行人员谈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毫不怀疑由乱到治仍可做到收放自如，并在自己的掌控中。

然而，“7·20事件”的突然发生，让毛泽东措手不及，他下榻的东湖宾馆遭到群众的大规模冲击，局面几近失控。

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当时也在东湖宾馆的周恩来，果断做出决定，建议毛泽东连夜转移，乘飞机前往别处。

自从建国初期经历过一次空中险情后，毛泽东很少再乘坐飞机，而此时情况紧急，毛泽东不得不临时赶往机场，并亲自出面，向因未得到命令而盘问随行人员的警卫战士亮明身份：我是毛泽东，这才顺利登上飞机，随即飞离武汉。

这件事，对毛泽东刺激很大。不久后，因在武汉轻易表态，造成两派群众矛盾激化的“中央文革”显赫人物王力，由于“反军乱军”被毛泽东亲自定性为“坏人”并被抓起来，这也是“中央文革”走下坡路的开始。

这次事件后，毛泽东对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说法，基本上不再提及。这表明，他对“乱”与“治”的问题有了新的想法，对“群众运动”有可能失控的风险开始进行反思，而“放手发动群众”正是“文革”的关键所在。

第二件事：围攻“工宣队”事件。

在“文革”的火热阶段，由于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武斗之风迅即蔓延到全国，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全面内战”。

为了解决北京高校普遍“打派仗”的问题，毛泽东想到了一个办法，即向各高校派驻工人宣传队，希望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对那些头脑发热的“娃娃”进行管理和教育，以期恢复正常秩序。

但毛泽东没有料到，此时的“学生领袖”已经打红了眼，对“伟大统帅”亲自派出的“工宣队”，竟然照打不误，甚至造成“工宣队”人员的严重伤亡。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毛泽东吃惊的说道：造反派真的是反了么？这个疑问，是在问别人，也是在问自己。因为正是他提出的“造反有理”的号召，在中国造就出“红卫兵”、“造反派”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事物，而毛泽东也很愿意担任他们的“红司令”。

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居然不听招呼，连自己派出的“工宣队”都敢围攻和打杀，造反造到自己头上，这无论如何都让毛泽东难以接受，他也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随即，毛泽东于深夜召集“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高校的五大“学生领袖”，对他们严厉批评和斥责，毛泽东直截了当的说道：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此时的毛泽东很纠结：他自问造反派真的是反了吗，一方面是不相信这些“革命小将”会造他的反，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正视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的现实，并对“造反有理”的问题开始有所反思，这就触及到“文革”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实质。

第三件事：林彪出逃的“9·13事件”。

毛泽东敢于发动“文革”，除了对自己巨大威望的自信外，得到林彪的坚定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只要军队稳定，就不怕国家出乱子。

事实上，当年在“文革”造成动乱的许多地方，都派出了“军宣队”或直接实施“军管”，从中央到地方的临时权利机构，军人也占有相当比重，这说明毛泽东依靠解放军的想法很明确。

在党的“九大”上，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公开写进党章，这是江青的主意，并非毛泽东的提议，但他毕竟画了“圈”，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为之，毛泽东并没有表示反对。

但他没有想到，其后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开始争权夺利，使“文革”转变成一场新的权力斗争，对于双方都处于尾大不掉的状态，毛泽东要想“平衡”也不那么容易。

“庐山会议”围绕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争论，使林彪和江青集团的斗争白热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也突出的表现出来。这之后，毛泽东开始“南巡”作舆论准备，林彪死党也着手实施“五七一工程”计划，展开对毛泽东的暗杀行动，这种情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的。

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最终以林彪阴谋败露，不得不仓皇出逃，并在境外机毁人亡而收场。最后关头，毛泽东虽然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的话语，放了林彪一马，但“副统帅”摔死在国外的结局，仍然对他造成很大打击，以致大病一场。

林彪无疑是“文革”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也被誉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他最后落得如此下场，在很大程度上也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并促使毛泽东对“文革”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9·13事件”后，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公开为“二月逆流”平反 ，着手解放大批老干部，并且排除江青等人的干扰，坚持让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这实际上就是在纠正“文革”的错误，说明他对“文革”的反思已经转化为纠错的实际行动，也是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

以上三件事情的发生，可以说都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他对自身威望和掌握局面的高度自信，由此受到挫伤和打击。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促使毛泽东对自己的决策做出反思，对“文革”的负面影响予以正视，并且在自己认识的范围内加以纠正。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信念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对“文革”的反思还是很有限的，他虽然承认对这场运动要“三七开”，即承认有“三分错误”，但依然认为这是自己毕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尽管不赞成者居多，毛泽东也无意对“文革”加以完全否定。

正是在这种想法的主导下，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决议，基本宗旨就是对“文革”做出“三七开”的历史结论，但邓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为理由，婉言拒绝了负责这项工作，这也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由重新启用、重用到最终弃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文革”这段历史，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后，用历史决议的方式做出了结论，尽管是“粗线条”的，但大是大非问题已经讲得很透彻，很明白。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并未一概否定，但对他所采取的导致党和国家受到重大损失与破坏的方式做出了根本否定，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内乱”，中国也决不会让“文革”的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