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的“对对表”，是指在时间和行动上的协调一致，政治和军事上也是如此。

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与中国“对表”是常态，无论军事行动还是政治、外交举措，中朝基本上都是强调步调一致，而朝鲜对中国的意见和决策也非常尊重。

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后，朝鲜人民军经过收拢、补充和调整，已有3个军团可以投入作战，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作战问题，开始提上议程。

在作战指挥方面，不公开的组建了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中方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朝方由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任副政治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大将任副司令员，统一协调和指挥中朝军队的联合作战。

指挥体制问题解决了，但中国和朝鲜还存在“时间差”，即朝鲜的时间比中国的北京时间要快一个小时，这对联合作战显然会带来很大影响。

为此，中朝双方进行了协商。金日成的态度很明确：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是彭德怀同志，就以毛泽东同志的手表为准，作为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对表时间。

在此之后，中朝军队在历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开始实施联合作战和协同作战，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朝联军”。

中国与朝鲜在作战指挥上是如此，在重大战略决策和政治外交斗争中同样是如此，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成为很正常的事情。

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在打下汉城后，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结束此次战役。他的考虑是：我军连续作战，部队很疲劳，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和军需给养得不到补充，加之战线已经拉长到将近700公里，后方供应不上，因而无力再向前进攻。

更为重要的是，彭德怀看穿了新到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的诡计，认为对方败退并撤出汉城，是有计划地撤退，其有生力量并未遭到歼灭性打击，很可能找机会反扑，我们不能上当。

然而，对于彭德怀的决定，苏联驻朝鲜大使、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大将却坚决反对，朝鲜领导人也感到很不理解。

在与彭德怀会晤谈话时，拉佐瓦耶夫厉声指责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员？”他坚持要中朝军队不停顿地继续进攻，一直打到釜山，将美军赶出朝鲜。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拉佐瓦耶夫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彭德怀也将这种意见分歧向国内作了汇报，毛泽东则把彭德怀的报告转给了斯大林。很快，斯大林有了答复，他在回电中说：彭德怀同志是当代的军事家，朝鲜战场的一切军事作战行动，都应听从彭德怀同志的指挥。

随即，斯大林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并撤了他的职。在此情况下，朝鲜领导人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彭德怀的决定。

时隔不久，李奇微果然如彭德怀所料，推出了他的“磁性战术”，在对中朝军队进行试探性进攻之后，由东到西发动了大规模反扑。战场实践证明，彭德怀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朝鲜在这个重要关头与中方“对表”，也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进程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之后，中朝双方都意识到要把美军“赶下海”，已经不现实。况且，恢复朝鲜国土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有停火的意愿，因此中方开始考虑在朝鲜战场采取边打边谈、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

1951年6月3日，金日成抵达北京同毛泽东会面，双方商定应开始谈判并寻求停战，这是朝鲜与中国“对表”的又一个重要时刻。会谈结束后，中方决定派高岗去苏联向斯大林说明情况，并听取他的意见。此时，金日成也提出，希望与高岗一同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同意了这种安排。

在会见高岗和金日成时，斯大林对中朝共同做出的停战决定并不赞成，他甚至显得很激动地说：“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该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

不难看出，斯大林的考虑，还是出于苏联的战略利益。因为在朝鲜半岛持续进行的战争，可以把美国的注意力拖在远东，这对以欧洲为重点的苏联自然有利。

然而，由于中朝双方通过“对表”，已经有了共识，寻求停战和以谈判解决问题的理由也很充分，斯大林很难强求中朝去改变业已做出的决定。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做出了让步，表示如果你们一定要停战也可以，那就试一试吧。

随后，斯大林先后致电毛泽东，不仅表示赞成停战，而且强调说：“是您，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我们最多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斯大林的这一态度，等于是把朝鲜战场战与和问题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关头和重要时刻，朝鲜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与中国“对表”，都体现出中国所发挥的主导和引导作用，而朝鲜也尽可能与中国相协调。由此在朝鲜战场上也形成了中朝双方并肩作战，同时在政治外交斗争中步调一致、统一行动的局面，这也就是后来被人们形容为“血盟”的关系。

中朝关系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这是因为中朝两国有着共同利益，并且政治上相互尊重，尤其是中国对朝鲜不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促成了中朝关系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在朝鲜战场担负着主要作战任务，对朝鲜战局发展以及其后的谈判起着主导作用，因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是必然的事情。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迎来停战与相对和平局面，中朝关系虽然一如既往的保持着亲密状态，但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朝鲜在和平建设时期，更多的依靠苏联，并且加入了“经互会”，因而相对重视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关系，与中国“对表”的情况渐渐少了，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朝鲜的态度也较为暧昧。

中朝关系的这种变化，并非是朝鲜的“忘恩负义”，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对朝政策影响到朝鲜的选择。作为一个小国，且依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朝鲜不能不另找依靠，另有所图。

其一，中国在朝鲜半岛实现停战后，没有像美国那样，仍然在韩国长期驻军，形成坚强的美韩同盟，并且对韩国提供安全保护。相比之下，中国则在1958年实现从朝鲜全部撤军，中朝之间虽然仍有互助友好条约，但这样的“同盟关系”难免显得松散。

其二，中国也没有像苏联那样，通过“华约”把东欧国家搞成自己的“卫星国”，甚至不惜出兵波兰和匈牙利，收拾那些所谓“不听话”的伙伴。中国始终尊重朝鲜的主权和尊严，也力所能及的向朝鲜提供各种援助，但中国对朝鲜并不具有“约束力”，朝鲜为了自身利益，也宁肯更多的靠拢苏联。

其三，中国在拥有核武器后，不仅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也并未表明向朝鲜提供“核保护”。相反，美国却宣称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并且一度在韩国部署大量战术核武器，这就使得朝鲜不仅面临强大的常规武力威胁，而且也面临现实核威胁，这也是促使朝鲜寻求苏联的“核保护”并日后自主发展核力量的重要原因。

中国在对朝政策上采取这样的做法，自然有中国的立场和道理。中国逐步淡出中苏同盟，也不在中朝（包括中越）之间搞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反映了中国既不想被别人控制，也不愿控制别人的原则立场，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国也反对任何外国在别国驻军，中国从朝鲜撤军也是贯彻这个原则，

在所谓“核保护伞”问题上，中国对此更是反感。中国发展核武器，主要是为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维护自身安全。中国既不想让别人提供这样的“保护伞”，也不会给别人打这样的“保护伞”，所以中国不可能向朝鲜提供“核保护”，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这里顺便提及一件事情。基辛格是毛泽东的常客，他每次来中国几乎都要会见毛泽东，但有一次却遭到毛泽东的拒绝。基辛格对此感到很纳闷，后来才知道，他在此前与中方的会谈中，曾经提到过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因而拒绝了基辛格的会见要求。

中国对朝鲜的上述做法，究竟对还是不对，也许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中国的做法没有错。拿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相比，虽然同属于大国，但彼此的历史传统、战略理念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立场，都有很大不同，因而没有可比性。中国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历来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因为某个国家（包括朝鲜）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外部形势变化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

尽管如此，朝鲜虽然与中国“对表”的时候少了，但中朝关系大局却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事情的逆转主要发生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此时，俄罗斯已经疏远甚至“抛弃”朝鲜，而中国也与韩国正式建交，中美关系更是得到飞速发展，朝鲜对于自身安全的忧虑则日益加深，同时对中国也产生严重的不信任，由此走上“先军”和“拥核”的道路。

中朝在发展理念上的分歧，尤其是朝鲜先后进行的核试验，使中朝关系开始出现重大裂痕，甚至多次走到低谷。中朝两国尽管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但形势比人强，朝鲜半岛每一次核危机的发生，都迫使中国不能不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且是很痛心的选择。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金正日晚年。这个时期，他重新审视中国的改革开放，理智的看待中国取得的巨大成果，并且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对朝鲜的耐心劝告。那段时间，他多次来到中国，考察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此番朝鲜主动与中国“对表”，并非是中国如同当年抗美援朝战争那样，对朝鲜的局势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是中国所做的大量说服工作以及自身取得的成就，对朝鲜产生的感召力，从而让朝鲜重新认识了还是中国靠得住。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因为金正日的去世和朝鲜国内的政治动荡，被人为的打断了，直到今天虽有复苏和重启的动向，但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朝鲜还会与中国重新“对表”吗？这个问题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也影响到中朝关系的未来。中国并不想朝鲜成为自己的“附庸”，也无意再搞当年的“血盟”，抗美援朝战争前后朝鲜与中国频频“对表”，那是形势造成的结果，并非中国的意愿。当下，中国更乐见中朝建立和发展正常国家关系，同时对朝鲜的安全关注也不会熟视无睹。

实践证明，无论大国还是小国，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对表”，既取决于对局势的干预能力，也取决于影响和感召能力。如果说，当年朝鲜主动寻求与中国“对表”，是由于中国在朝鲜处于危难时挺身相救，并且在战场上发挥着主导作用，体现出对局势强大的干预力；那么，在今天的形势下，中国更愿意看到朝鲜能够分享中国成功的经验，中国虽然不会“约束”朝鲜，但却希望其能够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包括“朝核”问题上，能与中国彼此理解，相向而行。

西方人习惯于说，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朝鲜的身后始终站着一个强大的中国，因而也会高看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其实，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还是把中国视为朝鲜的“近邻”更为现实。形势可以变化，近邻却无法改变，中国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原则立场，以及今后的对朝政策，都会以此作为出发点。因此，无论朝鲜是否还会与中国“对表”，中国都不会坐视朝鲜半岛生乱生战，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注：本文资料来源于《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