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面临的外部矛盾明显增多，棘手问题不少。诸如东海、南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中美、中日关系问题等。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一种较具代表性的说法：需要“大智慧”，非此不足以解决经年历久、错综复杂的问题。

何谓“大智慧”？在笔者看来，这无非是对高超的战略、策略思想的形象说法，也是对上乘外交斗争艺术的比喻。若论谋略思想，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孙子到毛泽东，战略大家层出不穷，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时代，演出了气势恢宏的历史活剧，也留下诸多宏篇巨著。所以说，中国不乏“大智慧”，关键在于后人如何认识和对待，并因时、因势、因对手的不同而灵活运用。

“智慧”首先来源于政治胆略和气魄。没有宏图大略，没有敢于压倒一切对手的气概，也就谈不上“大智慧”，战略和策略自然不会高屋建瓴。当年毛泽东能够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那是由于他胸怀大局，诺大的世界在他的眼中只是“小小寰球”，这种博大的胸怀和深邃的战略眼光，使他从复杂交织的国际态势中，找到了不同战略力量的“接合部”，由此确立“三个世界”的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战略定位问题。邓小平在中国面临西方国际制裁的困难形势下，掷地有声的说道：别说是八国，就是八十国也不怕！这是何等的政治气魄！正是凭着这样的自信，他在强调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同时，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为中国赢得几十年的发展机遇。由此可见，战略大局观和战略气魄，无疑是孕育“大智慧”的前提条件，具备了这样的素养，在国际斗争中才能登高望远，取舍适度，进退自如，从而掌握战略主动。

“智慧”又来自于对事物主要矛盾的正确把握。古人云，纲举目张，意即只要抓住主要矛盾，其它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国际事务千头万绪，国际矛盾纷繁复杂，能否认清并妥善解决好主要矛盾，无疑是外交斗争艺术成熟的表现，也是“大智慧”的核心内容。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中苏对抗，使中国承受巨大压力，以至不得不“深挖洞、广积粮”，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毛泽东高瞻远瞩，抓住改善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以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契机，积极推动中美的接触与合作，继而奠定了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并带动了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一举实现“小球带动大球”的战略目的。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当年美国既是西方世界的“头”，又是前苏联的主要对手，毛泽东果断决策化解中美多年恩怨，携手对付前苏联的威胁，自然抓住了中国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这种“大智慧”不仅改变了世界，而且也改变了中国，并为中国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国际条件。

“智慧”还取决于能否审时度势。对于战略与策略来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里的关键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这是中国的一大创造，也是外交“大智慧”的成功范例，当年“万隆会议”上的国际斗争，就是一个真实的缩影。在这次会议上，新中国不仅面临西方国家的政治打压，同时也受到那些刚刚摆脱殖民主义控制的新兴国家的猜疑，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当机立断，放弃原先准备的讲话稿，根据会议情况连夜起草新文件，并在大会上作了以“求同存异”为基调的发言，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的基本精神，从而挫败了西方国家的阴谋，扭转了会议形势，赢得大多数与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在世界面前树立起新中国的良好形象。在这场严重的国际斗争中，周恩来的政治智慧不仅战胜了对手，而且也争取了朋友，这与他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斗争策略，无疑是分不开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大智慧”固然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问题，同时与决策者自身情况也密切相关，但就一般意义上讲，政治胆识、战略眼光和斗争艺术，则是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也是“大智慧”得以产生的基本条件。缺乏政治胆略，即便可为也难有作为；不具备战略眼光，自然难以从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抓住“关节”；忽略斗争艺术，只会造成攻守进退失当的后果。所以说，有胆、有识、有变通，实在是获得“大智慧”的不二法门。

运用“大智慧”解决今天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矛盾和问题，需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也要注重分析现实矛盾和问题的具体情况，由此产生的战略和策略才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敢于解决是前提，善于解决是途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影响。但不管怎样，“大智慧”决不应成为回避矛盾和问题的“托词”，而应当成为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努力目标，这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初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