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是一本书的标题内容，也是一个“吸引眼球”的观点和问题。提出这个命题的人，是在国内知名度颇高的郎咸平先生，因而这种看法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郎先生认为：新帝国主义，其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变。它们利用资本和军事实力，创建所谓的游戏规则，设置圈套，套牢弱势国家和民族。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要自然资源，而是要牢牢控制从农业到工业到各种可能牟利的产业，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产业上让你完全依附宗主国。

联系到中国的情况，郎先生强调：提出“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要警示国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民族企业，彻底丢掉幻想，在认清帝国主义新本质的前提下，与之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合作！

应当说，郎先生的本意是好的。如同他揭露国有资产如何流失的弊端一样，提出“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警示，其目的还是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告诫国人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中，应该怎样内保生存和发展权益，外争必要的话语权。对此，笔者并无异议，也完全赞同郎先生的研究出发点和基本观点。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新帝国主义”并非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已经逐步成为历史，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开始被资本和生产方式的转移所取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变，但其面貌和手段已然发生变化。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依然如故，所以谈不上什么“新帝国主义”，无非是中国打开国门之后，才有了这样“新鲜”的经历和感受。

论及这个问题，难免抽象和理论化，倘若仅从“学术”上探讨，无非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如果把“新帝国主义”的理念片面化和绝对化，那就会产生严重的认知问题，甚至会造成政策上的误入歧途。

首先，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看，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区域一体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大小国家或迟或早都会卷入这个潮流。在区域性合作中，既有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有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这就需要淡化彼此社会制度的差异性。现在，我们把世界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既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所作的区分，也是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素的“剥离”。如果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政治潜意识中还能接受，那么，“打倒发达国家”就未免显得滑稽。正因如此，我们应当睁开眼睛看世界，要正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新形势，并善于从区域合作中谋求共同繁荣。

其次，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会接纳各种各样的国家，其中自然也包括“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肯定不是来做慈善事业的，它们的最大目的就是赚钱。世界上的事情有利就有弊，吸引了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使中国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条件，也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这在封闭的状态下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国外资本企求在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带来了中国的金融风险，也造成了中国利益的流失。尤其是国外“夕阳产业”和高污染产业向中国的转移，掠取了中国宝贵的资源，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环境，这种代价也非常沉重。这些问题，毫无疑问需要重视和解决，但如果因此而重新关上国门，重走过去的老路，中国也不会有希望。

第三，在中国逐步走向世界，更密切的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利益势必要与现有的“游戏规则”发生冲撞，这种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无疑是“帝国主义”大国所制定的，这些“规则”当然对它们有利，同时也是盘剥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条件。中国现在来了，但毕竟“来晚了”，明知道按这些“规则”办事，中国要吃亏甚至吃大亏，但重新“洗牌”又谈何容易？所以，中国强调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在重大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方面争取话语权，这种要求很正当，然而又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斗争过程，同时也有待于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在这方面，不是中国不想为，而是一时难有作为，吃亏也是无奈的事情。

总之，无论“老帝国主义”也好，“新帝国主义”也罢，它们熙熙攘攘来到中国，骨子里还是为了利益，只不过“明抢”变成了“暗夺”，其本质一万年也不会变。国际上的“富国俱乐部”，现在把中国奉为座上宾，那也是变着法的让中国多掏钱、多出力，但决不会轻易为中国坏了“规矩”，这种局面短期内也难以更改。所以，郎先生提出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与之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合作”，这个结论没有错，只是在认识上需要防止以偏概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