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进行的年度人物评选，“中国工人”位列第二，排在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之后。对于这则“旧闻”，媒体自然早有报道，但笔者还是想说点什么，因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关注，也引起自己的共鸣。

《时代周刊》在公布评选结果时，不仅配发了中国“打工妹”的照片，而且还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评语：“中国今年能成功保八，归功于数以千万计背井离乡的中国工人。正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过去的奋斗、现在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

“中国工人”进入国际视野，并且荣登颇有影响的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是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困扰下，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带动世界经济走上复苏之路，起到举世瞩目的重要作用，而“中国工人”则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生力军。他们能够获此殊荣，无疑当之无愧，同时也带给人诸多思考。

《美国时代》周刊使用“中国工人”的概念，显然是一种群体化的“人物”界定，更确切的说，是指中国的“农民工”。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数千万来自农村的青年男女，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可以看到他（她）们的身影。这些人虽然在不同的行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始终没有摆脱“边缘化”的命运，直到今天才被冠以“中国工人”的身份。

从中国的国体来说，习惯的表述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但是，随着中国所有制的改革，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只是局限在那些尚存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里面，而为数众多的“下岗”、“自谋职业”者，无非只是保留着“工人”的称谓，其真实的身份早已五花八门，难以辨别。

相反，在更多的“独资”、“合资”和“民营”企业中，以“打工仔”、“打工妹”为主体的“农民工”，却开始扮演“中国工人”的角色，但他们并未进入“工人阶级”的行列，甚至谈不上是“工人”。正因如此，这个群体游离于“工人”和“农民”之间，在城市是务工者，回到农村又重新成为“农民”。

正是由于“农民工”身份的不确定，这个群体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应有的待遇，也无法获得“工人”基本的保障，人身权利和权益被侵害屡见不鲜。从“黑砖窑”、“黑煤窑”到“开胸验肺”、“伤残投诉无门”等，“农民工”都是悲惨的主体，而年复一年上演的“讨薪”悲剧，涉及范围则更为广泛。时至今日，“农民工”是否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笔者不好妄言，但即便有，能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也未可知。

“中国工人”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和尊重，但中国自己却并没有高度重视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这个新问题，以至那些用汗水甚至生命创造社会财富的新时代的“工人”，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身份”，自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地位和保证。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有个“说法”，更应当尽早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否则，“农民工”就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会成为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来源，甚至会变成“流民”的强大后备军。

在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能否成为真正的“中国工人”，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已经严重的摆到我们面前。《时代周刊》是站在外边看中国，尽管不可能看的很透，但却明白无误的提出了问题。中国自然清楚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也决没有回避的道理，只要下决心去解决，总会找到妥善的途径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