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以来，某官方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的文章，引起一番新的争论，到现在也没有平息，可见人们的分歧之大。

“人民民主专政”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对此有很多论述，中国的现行《宪法》也以此来表述国家的性质，但在今天的中国，它已经不再是时代的话语，而更多的融合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中。

其实，“专政”与“法治”并非两个对立的概念，尤其在时下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早已走上法治的轨道，并且具有了更多的法治精神。

作为革命党，在革命时期为着开展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无疑需要强调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尽管其间多次发生过“左倾”和“扩大化”的错误，但坚持这个“法宝”并没有错。

然而，在取得国家政权后，作为执政党如何治理国家，显然成为更重要的任务。处在这种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而且也只能走上法制化的道路，任何把“专政”与“法治”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一种片面性。

抛开了法治，专政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大凡经历过那个动乱年代的人，对此都会有切身感受，而对于当年风行一时的“群众专政”，想必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笔者那时虽然还是个中学生，但对“群专年代”的一些事情，到现在也难以忘怀，这里不妨列举一二。

第一件事：在武汉“7.20事件”后，“保守派”一夜之间成为革命对像，长期受压制的“造反派”政治上翻了身，并开始清算“保守派”的“罪行”。那时学校也刚刚复课，来到教室一看，气氛很紧张。有同学告诉我，班上几个年纪大些的“老保”同学，都被抓走了，而且还挨了打，有的甚至被打得满地爬。这种事情在其它班级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全校似乎都在搞“专政”，一时间弄得人人自危。我那时在班里年龄算小的，虽然平时跟那几个被抓走的同学关系还不错，但庆幸的是躲过了一劫，事后知道我也是上了名单的，只是因年龄小才放过了我。

第二件事：我家所在的大院，后面有一栋办公楼，那时被用来作为“群众专政指挥部”的办公点。平时，大楼里出出进进都是臂上戴红袖标、腰间佩戴手枪的人，脸上表情严肃而冷酷，见人很少有笑脸。每到半夜时分，大楼里经常会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让人听后毛骨悚然。我们都知道，那是在“审案子”，那些挨打的人在抗不住时，只能用哀嚎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对于这栋楼，我们都感到很恐怖，虽然离得很近，但宁可躲远些。

第三件事：在“群专指挥部”里，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姓车，原来是个工人，因为脸上有一道疤，我们平时都叫他“疤老车”。此人虽然是“群专”的小头头，但对我们这帮孩子却很亲热，没事时见到我们也会开开玩笑，所以我和小伙伴们跟他混得很熟。有一天，“疤老车”出事了。那天晚上，文化宫的公园里有一对恋人在搞对象，可能作了一些亲昵的举动，被“群专”执勤人员抓到了，将这对恋人带到“群专”设在文化宫的执勤点，罪名是“耍流氓”。此时“疤老车”正在这里巡视，因而担任了“主审”，问话时为了吓唬对方，他掏出腰间的手枪上下比划，没想到就走了火，跳弹打伤了那个男的，据说送到医院就死了，“疤老车”也因此被抓，自己变成了专政对象。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事情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让人淡忘，反而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今天回想起这些事情，深感那个年代的混乱与无序，在一种法治遭到全面破坏的环境中，创造了“群众专政”这样的“新事物”，这究竟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加强还是削弱，历史和实践已经作出了最好的回答。

今天，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无疑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企图颠覆和破坏这个国家的各种势力依然存在，我们的国家机器只能加强而决不能弱化。但人民民主专政必须与法治建设同步发展，必须在法治的约束下行使各种权力，中国决不能重新回到“群众专政”的年代，唯有坚持社会进步，才会有光明的前景，我们必须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