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掀起了一场“大跃进”运动。在“一天等于20年”的思想影响下，军队内部也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斗争，这对空军的建设和训练造成很大冲击。

针对这种情况，刘亚楼强调，在空军这个技术军种工作，必须和科学打交道，不懂不行，绝不能马大哈。为此，他重申要进一步贯彻“稳步前进”的方针，反对搞盲目“跃进”。

这个期间，正赶上1958年国庆检阅，阅兵机群因气候原因改为通过颐和园上空。此时，在空军的苏联顾问也想“跃进”一把，提出受阅飞机在通过颐和园上空时，做些事先没有做过的特技动作。指挥空军受阅工作的北空领导不同意这种作法，双方闹得很僵，苏联顾问便跑到刘亚楼那里去告状。刘亚楼了解情况后，坚决支持北空领导的作法，并说：你做得对，当然不能维顾问是听，应当顶他！结果，这次上百架飞机的受阅完成得非常圆满。

在“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之际，空军某师也组织了一个“大跃进”小分队，师长带头提出要在4个飞行日里完成夜间复杂气象训练。这位师长是从陆军调来半路出家学飞行的老干部，工作积极性很高，事业心很强，但却忽视了飞行训练的客观规律。在第一个飞行日，他领头进行夜训，不幸因技术不胜任而发生了坠机事故。刘亚楼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非常沉痛，没有吃饭就飞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他在了解情况后，痛斥这种违反飞行规律的作法，根据他的建议，空军党委对分管飞行训练的副司令员做出了处分决定。

尽管如此，在“大跃进”的热潮下，有些单位还是想着要标新立异，放放“卫星”。不久，刘亚楼接到某部报告，说要在飞行训练上搞大幅度的科目跳跃。刘亚楼觉也不睡，连夜赶到这个部队，制止了他们的作法。在会议上，刘亚楼强调说：飞行训练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冒进，一定要尊重科学，切不可蛮干，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

刘亚楼“反冒进”，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事情终于反映到中央，告到毛泽东那里。这天，刘亚楼奉召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一见面就说：刘亚楼，你这是和中央唱反调。他的语声不大，却很严肃。刘亚楼申辩自己是坚持科学。毛泽东显然不高兴了，说是啊，就你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工委的副主任嘛。这次会见，不欢而散。

刘亚楼并没有就此放弃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他下决心还是要犯颜直谏，同时又去找周恩来、罗荣桓、罗瑞卿等，请他们帮助“劝驾”。终于，毛泽东被说动了，他大手一挥说：刘亚楼喜欢说了算，空军就让他说去吧！

在那个举国“跃进”的年代，多少人包括多少领导人“头脑发热”，总想着要“放卫星”，对科学和规律却缺乏应有的重视，最终在实践中吃了苦头。刘亚楼能够保持应有的清醒，坚持按科学和规律办事，这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他是毛泽东爱将，对毛泽东历来都很尊重，但即便如此，他不搞曲意逢迎，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这就是一种高尚的政治品质。

同时，如果毛泽东不是出于对刘亚楼的偏爱和信任，按照他的性格，也很难让刘亚楼“说了算”，这也是毛泽东对刘亚楼的一种“偏心眼”。

想当年，刘亚楼在长征路上，率领部队抢安顺，夺卢定，拿下天险腊子口，正可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是毛泽东足以放心的“先锋官”，这种历史记忆很难忘却。

到了延安后，毛泽东创办“红大”，委任林彪担任校长，并指定要刘亚楼当训练部长。刘亚楼觉得在后方“没出息”，毛泽东因此发了火，说我们这些人也在后方，我们也“没出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刘亚楼不得不到“红大”就任，但毛泽东对刘亚楼的信赖也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后，要组建人民空军，有些老帅也想担任首任空军司令员，毛泽东却点了刘亚楼的将，把他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上。多年后，毛泽东对外宾说：我们的海军司令（注：首任司令员肖劲光）晕船，空军司令晕机，但我们就是这样使用干部的。

实践证明，毛泽东知人善任，对刘亚楼是用对了。他在工作中的开拓精神、不畏困难的斗争勇气和善于动脑子的特点，对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中，刘亚楼采取边组建，边训练，边参战，边成军的方针，不仅在朝鲜建立了著名的“米格走廊”（注：用苏联的米格战机取得局部制空权），培养了诸如王海、林虎、聂凤智、张积慧这样一些敢于和美国王牌飞行员较量的空中英雄，而且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新中国的空军也就走上了阔步发展的道路。

同样还是刘亚楼，精心指挥空军年轻的导弹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下了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在世界上首开纪录，创造了先于前苏联用导弹打下这种飞机的骄人战绩。毛泽东闻讯后非常高兴，亲自接见参战部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看看这些事情，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会难得的让刘亚楼在空军“说了算”，他了解自己爱将的特点，对其“放手”也在情理之中。

（本文资料来源于《开国上将刘亚楼与高层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