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

这段历史由陶铸的夫人、事件的亲历者曾志讲述出来，真实性无可置疑，而讲述者的深刻反思，对今天的执政者仍有警醒作用。

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继南昌起义后，在湖南的郴州又发生了湘南暴动。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引起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恐慌，他们调集重兵，准备围剿湘南工农革命军，扼杀郴州的红色政权。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特派员，共同提出了一个极左的“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在敌人可能进攻方向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将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

郴州特委也据此做出决定，坚决执行“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先在党内进行动员部署，然后再向群众宣传贯彻。

然而，这一政策遭到农民、居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许多干部和积极分子对此也是半信半疑。此时，隐藏下来的地主豪绅，趁机煽风点火，在郴州策动反革命叛乱。他们煽动说：“鸟还得有一个窝呢，把房子烧了无家可归，让我们去乡下吃什么？住什么？”郴州一带的农民和居民人心浮动，抵触情绪很大。

此时，包括夏明震（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弟弟、曾志的前夫）在内的郴州最高决策层，却听不进干部群众的反对意见，坚持要执行“焦土政策”，并决定尽快召开群众动员大会。

这天，群众动员大会在郴州城隍庙广场召开，曾志那天起得早，提前来到会场。只见广场上已经汇集了八九百人，郊区农民反常的都带着“家伙”，有锄头、扁担、镰刀，还有枪、梭镖和大刀，许多人都显得怒气冲冲。

曾志向在场的农民做解释工作，但没有人听得进去。有的说：“你们烧了房子，国民党部队就吃不成饭啦？就能把他们饿死？”也有的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儿住，要我们烧了房子到乡下投亲靠友，可是我们的亲戚都很穷，让我们投靠谁去呀？”

有位曾志熟悉的乡支部书记把她拉倒一边，悄悄地告诉她：“反动分子可能会利用农民的抵触情绪搞叛乱，看来今天要出大事，怎么办？”

说话间，有人站到会场的讲台上，大声喊道：“乡亲们，鸟都有一个窝，我们是人，上有老下有小，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不搬家还有一条活路，烧了房子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反对烧房子的站在这一边。”

他的话音刚落，参加大会的农民、居民几乎都站过去了，就剩下一些党员和骨干站在另一边，显得非常孤立。

见此阵势，曾志来不及多想，就急忙“溜出”会场，赶紧往县城对面的清源山跑去，打算向设在山上一座寺庙里的苏维埃政权机关报告情况，阻止会议主持者前往会场。

但没想到，曾志气喘吁吁爬上山，已经晚了一步，夏明震和郴州苏维埃的几个主要领导，都已经下山到会场去了，他们和曾志走的不是一条道。

曾志心急火燎的往山下赶时，半路上遇到一位从会场跑回来的人，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告诉曾志：不得了啦，反动派叛乱了！大会刚开始，叛乱分子就冲上台抓人，夏明震等一批领导，都被人拖到台下，用梭镖扎，用刀砍，整个会场一片混乱。

两人正说话间，听到山下人声鼎沸，有好几千叛乱分子和“反水”农民，正从四面八方朝山上冲来。当时山上县苏维埃政权机关只有一个警卫排，十几条枪，根本抵挡不住，曾志等人只好顺着茅草小路，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这才逃过一劫。

在这场叛乱中，反动分子和“反水”农民，四处追杀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甚至连少先队员也不放过，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被残杀后，尸体都被丢到山沟里。事后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一千多人惨遭杀害，郴州主要领导无一幸免。

当曾志随工农革命军重新打回郴州时，举目可见尸横遍野，有的肚子被剖开了，有的前胸被捅得像马蜂窝，有的脑袋被挂在灌木丛上，情景惨不忍睹。

在县城河边，河滩上摆着九具尸体，这些都是郴州的主要领导。夏明震仰面躺着，脸是青紫的，两只手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身上被砍了几十刀，一只脚还光着。见此惨状，曾志悲痛万分，欲哭无泪，一时竟呆立在那里。

郴州血案发生后，工农革命军及时平息了叛乱，重新组建了郴州县委，由陈毅代理书记。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承认烧房子是错误的，今后不再搞什么“焦土政策”，让大家安居乐业，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还宣布除那些大地主豪绅和反动分子一定要镇压外，受反动分子蒙蔽的“反水”农民，一律不追究。

贫苦农民本来对土地革命是赞成和拥护的，听说共产党不再追究以往的事情，也不再搞“焦土政策”了，他们又重新投人土地革命斗争，照样打土豪分田地，郴州的革命斗争又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回顾这段历史，曾志也做出了深刻反思：

极左的“焦土政策”，愚蠢至极，罪孽深重。它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糟蹋了郴州地区的大好革命形势，使胜利果实和大好局面毁于一旦。它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损失了一大批党的干部，挫伤了群众的感情和积极性，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广大人民群众抵制“焦土政策”，反对烧房子，甚至因此反目成仇，这却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省。反动派恰恰利用了群众的抵触情绪和反抗心理，挑起一场反革命叛乱，借农民群众之手向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大打出手，以至酿成这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互相残杀，殃及党政军领导、共产党员、农会干部以及农民和无辜群众。

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触目惊心，教训深刻；当事人的反思，尽管是有所指，但于今天并非没有警示意义，也需要我们引以为戒。事不同而理相同，如此悲剧岂能让它再次发生？

（注：本文资料来源于曾志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