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麦金德  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地缘战略的创始人。曾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地理系主任，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院长，英国下议院议员。他提出的“陆权”思想，百余年来影响深远，是与“海权”思想的鼻祖马汉齐名的战略思想家。

笔者：前不久，刚刚拜访过“海权论”的提出者马汉，今天要会见的哲人叫麦金德，他是“陆权论”的创始人。通过和他的对话，我们将会从另一个侧面来了解地缘战略的奥妙。你瞧，他就在那，先打个招呼吧。您好，麦金德先生！

麦金德：（转过身来，似乎感到有些突然）喔，你找我？

笔者：是的。不久前我和美国的马汉先生曾经有过一次对话，他提出的“海权论”现在热的很，而您是主张“陆权”的，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也是一种比较吧。

麦金德：嗯，这样的比较也许是有意义的。所谓世界历史，也就是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不断斗争的历史，这是我过去的观点，现在的情况是否依然如此？

笔者：您的观点没有过时，今天的世界仍然存在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的斗争。我是中国人，我能感受到这种斗争正方兴未艾，而像中国这样的陆权国家，正承受着来自海权国家的巨大挑战和压力。

麦金德：你指的“海权国家”也许是美国吧？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美国已经取代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但那时“冷战”刚刚拉开帷幕，我预感到美国的主要对手将是苏联，现在转到中国了？

笔者：“冷战”持续了将近40年，苏联已经解体了，包括您在内的西方战略思想家们长期忧虑的所谓对“大陆腹地”的威胁，已经大大减轻甚或不复存在，美国的战略重点开始转到太平洋，中国变成它主要的防范对象。

麦金德：这种变化有些出乎预料。在我看来，欧亚非可以合称为“世界岛”，位于这个“岛”顶端的欧亚大陆，则是“大陆腹地”，其地位异常重要。所以，我当年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现在，世界的重心莫非已经转移？

笔者：呵呵，您的这几句名言，可谓流传甚广，也是后人认识您的“陆权”思想的精辟所在。其实，您的论断揭示了地缘战略的内在规律，它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形势的改变，而失去其理论指导意义。

麦金德：哦？你不妨谈谈具体的看法。

笔者：在您所处的那个时代，“大陆腹地”的地位毋庸置疑，也是列强争夺的重点。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欧洲爆发，也是以欧洲为主要战场，东欧更是首当其冲。即便是二战后发生的“冷战”，两大军事集团的长期对峙，同样是在东欧展开。“冷战”结束以来，无论是北约东扩还是反导系统的部署，也没有脱离东中欧这个重点范围。可见，“大陆腹地”的地位丝毫没有降低，依然是大国博弈的战略重心所在。

麦金德：的确如此。作为一个英国人，我们当年时刻关注着“大陆腹地”，始终警惕德国和俄国企图控制东欧，进而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野心，这也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斗争的必然反映。英国和美国携手建立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你们后来称之为“北约”的军事联盟，目的就是要确保“大陆腹地”的安全。事实证明，这样的战略安排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达到了预期目的。

笔者：有一种现象是先生当年没有预料到的，那就是对于“边缘地带”的争夺，后来表现得非常突出。那时，欧洲“大陆腹地”是“冷战”的主战场，而“边缘地带”则是“热战”频发之地，“二战”后几乎所有的局部战争，都集中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我们东亚地区就先后发生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以，有的美国学者提出了“边缘地带”决定论，这也是对地缘战略思想的一种发展。

麦金德：任何战略思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边缘地带”学说的出现，反映了“冷战”时期的客观斗争形势，这种战略思想当然有其重要价值。但我认为，这种学说并非“陆权”思想的重点所在，“大陆腹地”的战略地位也不会因为对“边缘地带”的争夺加剧而有所削弱，反而是对它的战略补充。欧洲存在的长期武装对峙，总是要在其它地方寻找“能量”的释放点，而“边缘地带”就是这样的地方。

笔者：我完全赞同先生的看法。当年，中国曾经与美国和前苏联的关系都很紧张，中苏边境地区也一度剑拔弩张。对于美苏的战略重点是否会从欧洲转到亚洲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也一直很关注，但经过反复观察和研究，最终做出了美苏战略重点仍在欧洲的战略判断，这对于中国的战略选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缓解了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迫在眉睫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陆权”思想影响了我们的决策，尽管我们当时并不认可所谓的“地缘政治”学说。

麦金德：前面你曾经提到，现在你们感受到“海权”国家也就是美国的压力，这是否意味着你们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开始从欧洲转到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呢？

笔者：形势的确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美国提出了“战略东移”的构想，军事部署调整也基本到位，所以美国人说，“我们回来了”。这种情势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欧洲大局已定。德国是“北约”的成员国，前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短期内无力挑战西方，加之“北约”东扩基本完成，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大陆腹地”不会再有安全之虞。相反，中国这些年发展很快，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防力量也有了很大提升，这对于危机意识很强的美国来说，自然会视为是潜在的“挑战”，它要防范中国也是势在必然。

麦金德：在我看来，中国离欧亚大陆“腹地”或者说是“心脏地带”很远，这个国家也不具备像德国和俄国那样的地缘条件。你们和美国人如果有冲突，恐怕还是美国的“海权”思想和“边缘地带”学说在起影响作用，它害怕你们这样的“陆权”国家会挑战其“海权”，会企图控制东亚地区这个“边缘地带”。说到底，你们和美国人的斗争，还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斗争。

笔者：您的观点很有意思，也启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其实，中国是个陆海兼备的大国，过去我们背靠欧亚大陆，比较注重向西向北发展，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古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现代一度实行的“一边倒”战略，也可以看作是历史观念的延伸。中国以往忽略了海洋，但现在的情况则大有不同。时下中国的海外贸易、运输在经济上举足轻重，沿海经济左右国家大局，“海权”问题已经非常现实的摆在面前，何况海上领土争端也是一个日益凸显的矛盾，中国不能不发展自己的“海权”。

麦金德：这种情况很实际。历史上，“海权”国家要控制世界，必须取得“陆权”，而“陆权”国家要达到相同目的，也必须取得相应的“海权”，这就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争斗不休的重要原因。你们是否也会面对同样的情况呢？

笔者：从现象上看，也许是这样，但本质上却有根本不同。中国不称霸，不争霸，没有“控制世界”的欲望，但中国又不能不走向海洋，不能不争取相应的“海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下海”面临的阻力很大，挑战也非常现实。是迎难而上，准备承受最大的战略风险，还是退居其次，在用好“陆权”优势的前提下，有限度、有步骤的争取“海权”，这关乎中国的战略抉择，也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因而意义非常重大。

麦金德：这个问题的确很要紧。但你们不是像英国甚或美国那样的“岛国”，在“陆权”和“海权”之间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审时度势是上策。美国取得海上霸权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你们即便不想成为“挑战者”，但如何化解美国的压力，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还尚不具备这样的战略实力，而积累这样的实力需要时间。所以，扬长避短才是正确的发展之道，相信你们有智慧解决好这个问题。

笔者：谢谢您的忠告，也感谢您能和我进行如此坦诚的对话，有机会还会来拜访您，再见！

对话感悟：

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这是我们以往长期排斥的一种战略思想，原因是诸如德国这样的一些国家，由此派生出“生存空间”的侵略扩张理论，所以我们一直将其拒之门外。

其实，政治也好，战略也好，都很难避开“地缘”因素。一个国家处在何种地理环境之中，对其生存和发展都会带来直接影响，当然也就会影响其战略思想和战略选择。

“陆权”思想的提出，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特征。因为欧洲既是经济和财富中心，也是大国争夺的重点，所以“大陆腹地”和“心脏地带”的理论油然而生。但是，“陆权”思想也揭示了内陆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即如果不能取得基本的“陆权”，不能维护国家的基本安全，也就不可能解决国家生存和发展这个基本问题，也就谈不上去争取其它的那些权利。

对于中国这样的陆海兼备的国家而言，长期的封闭状态，决定了“向陆”是其唯一选择，“向海”则是往往容易被忽略的选项，何况历史上的中国自认为是“世界中心”，而“天朝”无需向大海去讨生活。

新中国建立后，也有忽视海洋的问题。尽管意识到外敌入侵都是从海上来的，但由于长期受到海上围堵，加之漫长的陆地边境又不得安宁，所以战略重点始终放在“向陆”的一面，“向海”则成为一种长远的向往。

世界形势变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打开了国门，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下海”。海洋让中国圆了成长为经济大国之梦，但取得“海权”的能力却相对滞后，这就使得海上安全问题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应对海上挑战缺乏有力、有效的手段和办法。

然而，中国不可能再倒退回去，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在尚未取得必需的“海权”，尚未取得应对海上压力和挑战的必备实力之时，忍耐是必要的，反制也只能是有限的，中国需要为自己赢得发展的时间，也决不能因此而关闭“向海”的大门。

“陆权”是中国的优势，也是安身立命之本，“向海”的热望不应成为忽略“向陆”这个固有优势的理由。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首先是要把“向陆”的事情办好，这绝不是说要重走“封闭”的道路，而是要主动回避或推迟某些挑战，通过“向陆”来扬长，同时弥补“向海”之短，这是未来中国发展之大计。

向东是大海，那里是中国最终成为世界性大国必去的地方，但不要期望一蹴而就；向西是大陆，那里是中国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之地，中国不能失去这个依靠。立足于取得强大的“陆权”，同时逐步加强“海权”，中国应当做出这样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