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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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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海权论”鼻祖。先后两度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1898年曾担任美西战争指挥官,1908年出任美国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主要著作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军战略论》等。其“海权论”提出的战略思想,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影响甚大,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笔者:您好,马汉先生!我应该称您为上校还是将军?
马汉:哦,中国人,你还是称我上校吧。尽管美国国会曾经通过法案,把我们这些曾经在内战中服役的海军上校都晋升为备役少将,但我还是愿意保留上校这个军阶。
笔者:我注意到,您出生在西点军校一个军人世家,您的父亲就曾是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教授,后来担任了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既然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您为何不去陆军而到了海军呢?
马汉:也许是我对海军和海洋有一种特殊的向往吧。在海军服役期间,我曾担任过炮舰舰长,出任过美西战争的指挥官,这使我对海军和海上作战有了亲身经历和实践,也为我以后在海军学院从事海军理论和海上战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笔者:您在著述中首次提出了“海权”思想,您的“海权论”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据我所知,1901年老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后,在您的“海权”思想影响下,致力于发展海上力量,积极夺取太平洋的重要岛屿,控制巴拿马运河以及加勒比海的海上战略基地,这些都为美国成为一个强大的海洋国家,并最终取得海上霸权,奠定了重要基础。
马汉:也许是这样吧。其实,在美国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国家,都是通过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和进行海上扩张,达到控制海洋进而称霸世界的目的。在对这些历史的研究中,我看到了海洋和海权的重要性,因而提出了“海权论”的思想。
笔者:您能对“海权”的概念,做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吗?
马汉:可以。在我看来,“海权”就是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这既包括海上军事力量,也包括那些非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在海上综合实力的体现和运用结果。它涉及到建立和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从海洋获得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能够控制海洋和打赢海上战争,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取得制海权。
笔者:你曾经提出,影响“海权”的有六大要素,即地理位置、自然地理形态、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性和政府政策。对于这些要素,您能作些具体分析吗?
马汉:这六个要素都很重要,从不同方面影响“海权”,也是观察一个国家“海权”能力的着眼点。地理位置是基础,岛国或海洋国家,当然不得不更加重视“海权”问题;自然地理形态是重要条件,有漫长的海岸线,数量众多的良好港口,才有可能向外发展;领土范围涉及国家幅员大小,但更重要的是人口和资源要有合理的结构和配置,这是发展“海权”的必要依托;人口数量关乎从事海洋活动的人数,也是为海军提供强大后备力量的来源和保障,这对“海权”能力有直接影响;民族特性涉及国民是否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重视向海洋获取财富,如此才能保证航海事业的蓬勃发展;政府政策对“海权”的影响最为重要,关注海洋、重视海运贸易、加强海军以及有明确的海上战略,才可能真正取得“海权”。
笔者:从一般意义上讲,这六大要素都需要引起重视,但如果从军事方面看,您认为拥有“海权”的关键是什么?
马汉:我前面已经说过,是“制海权”。要想达成这一目的,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足够的海外基地和港口、以及能够确保其安全的海上交通线。为此,也必然会重视对重要的海峡、半岛和岛屿的控制,同时也要具备强大的海运力量,平时用于海外运输和贸易,战时则是海军的后备保障。
笔者:您解释的非常简明扼要。我还想知道,如果就“海权”和“陆权”而言,您认为在取得并维护这样的“权力”时,在战略上和军事上有何不同呢?
马汉: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海权”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外线作战”来实现,攻击性是其鲜明特征。相对来说,“陆权”的防御性比较明显,但陆地扩张也会具有进攻性。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同时具有海洋和内陆性质的国家,往往无法同时发展“海权”和“陆权”,否则就会顾此失彼,德国的教训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在与此。
笔者:您的“海权”思想,过去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在近代和现代依然不减。可以说,美国是通过取得“海权”而最终夺取了世界霸权,而今天它要维护霸权则必先维护“海权”,这也给“海权时代”的中美关系带来新问题,这种情况是您当初没有预见到的。
马汉:哦,我倒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笔者:正如您所提到的,中国作为一个同时具有海洋和内陆性质的国家,长期以来都存在“海防”和“塞防”之争,但的确两者不可能齐头并重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陆地威胁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而中国比较偏重于“塞防”,把发展“陆权”摆在首要地位,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海权”,海洋意识也比较淡薄,这就留下了战略上的“隐患”。
马汉:你谈到的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这与当初英国和美国的情况确有不同。
笔者:现在的形势有很大变化。一是中国开始向外发展,海上运输和贸易愈显重要,“海权”的地位自然会随之提升;二是对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需求增大,海上争端和渔业纷争明显突出,中国维护海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问题日益凸显,捍卫“海权”成为主要斗争任务。所以,我曾经提出,中国是被“逼”进了“海权时代”,不解决“海权”问题,中国就不可能寻求新的发展。
马汉:这对今天的中美关系又有何影响呢?
笔者:这种影响很大。过去几十年,中美涉及“海权”冲突的情况很少,因为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在内陆,双方在海上难得迎头相撞。现在,中国不得不解决“海权”问题,这在海上当然主要是西太平洋,不可避免的要同美国“遭遇”,无论是东海、黄海还是南海,中美之间的磨擦都在加剧,围绕“海权”的斗争明显突出。
马汉:你们是要挑战美国的“海权”吗?
笔者:我认为不能这样看。中美发生的海上磨擦,主要涉及到美国加强从海上对中国的侦察,美国海军在中国近海炫耀武力,美国为了“保护”盟友,明里暗里介入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海上争端,甚至以“海上航行自由”为借口,对中国进行威慑和打压。凡此情况,并非中国要“挑战”美国的“海权”,而是中国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与美国的“海上利益”发生纠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对中国发展应有“海权”的防范和遏制。这种矛盾很难回避,只有通过双方建立战略互信和采取恰当的危机处理方式,才能得到解决。
马汉:我始终认为,发展“海权”必然会带有攻击性,你们能够改变这种规律吗?
笔者:中国的情况有不同。我在美国访问时,您们的海军司令曾当面告诉我:美国的舰长们都有两样“法宝”:一件是罗盘,另一件是世界地图。这就是说,美国的“海权”是全球性的,即便今天已经告别了殖民时代,美国仍然要控制世界海洋。中国没有这样的“欲望”。中国发展“海权”,只是要维护自己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因而这样的“海权”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的海上战略是“后发制人”。
马汉:也许,中国会走另外一条路。但历史上所有的海洋强国,包括曾经企图和美国在海上争夺霸权的前苏联,都没有摆脱我提到的历史规律,今天的中国要想取得美国信任,恐怕也不那么容易。
笔者:是这样的。美国就是用您所说的“历史眼光”来看待中国。中美在海上的磨擦虽然是正常的,难以避免的,但又是并非不可调和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戒备心理太重,甚至是用冷战思维来看待中美海上关系,用霸权方式如威慑、恐吓和结盟来打压中国,这就势必造成中美海上关系紧张,从而对整个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其实,中国积极寻求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当然也包括建立新型的海上关系,关键因素就是中国要发展的“海权”,并不具有扩张性,因而也不会具有“攻击性”,美国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马汉:对于这个问题,我很难做出判断,需要中美两国加强对话和沟通,也需要时间来加以证明。
笔者:很感谢您与我进行这样的讨论。您的“海权”思想,是您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会重视,会研究,也会借鉴那些有用的东西,但不会照搬照套。现在,中国对于“海权”理论的研究,也在加强和开展,中国人也会有自己的“海权论”,但其只会是和平发展理念在“海权”问题上的延伸,中国的“海权”不会等同于霸权。谢谢您,再见!
对话感悟:
马汉的“海权”思想,是总结殖民时代历史经验的产物,也是以谋求海上霸权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因而至今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所推崇,也是我们观察今天美国海上战略的重要着眼点,其研究价值不容低估。
但从一般意义上的“海权”来说,马汉的思想又有一定的借鉴性。无论是对“海权”概念的认识,还是对相关影响要素的分析,特别是对海上军事规律的揭示,都值得我们思考,也是中国研究自己的“海权”理论的参照系。
美国是靠“海权”起家,也是靠“海权”取得了世界霸权,因而只要它还想维护世界霸权,就决不会放弃“海权”。加强对全球海洋的控制,维护美国的海上利益,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所在。无论这种战略如何根据形势发展而有所改变,但维护“海权”终将是不会改变的,否则美国的霸权就无从谈起。
中美“海权”冲突在所难免。尽管双方的“海权观”存在根本不同,但在海上的碰撞和磨擦将会成为常态,因而建立双方海上战略互信,如同建立战略“核互信”同等重要,但也面对同样的困难。因为这两者对于中美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新形势下中美关系必须面对而又需要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
中国发展“海权”,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尽快确立符合中国特点的“海权”思想和理论,这方面过去重视不够,积累不多,因而必须加紧进行;二是要根据新的“海权观”制定相应的海上战略,特别是海上安全战略,舍此就无从经略海洋,也不可能发展“海权”;三是加快发展海军和海上运输力量,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中国来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如此重要,如此紧迫。中国的“海权”维系于此,中国的安全维系于此,中国的发展维系于此。中国必须以更积极的姿态,下更大的决心和气力,迎接“海权时代”的新挑战,在发展“海权”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