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心中一直有个疑问，现在似乎找到了答案。

过去，总在问自己：“民国”是个动乱年代，从军阀混战，到十年内战，其后又是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这样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年代，为何会出大文豪、大艺术家，并且留下那样多的传世作品？

这个问题让自己很困惑，很纠结，总想理出个头绪，解开内中的疑团。

最近，读到一篇介绍《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的书评文章，心中顿觉豁然开朗，也大有解困释惑的感觉。这里有几个人物的“琐事”，不妨摘录如下。

孔祥熙曾请潘光旦调查其家谱，以证明他是孔子之后，潘光旦一口回绝，说：“山西没有一家是孔子之后。”

傅雷多才多艺但性格暴烈急躁。抗战结束后，昆明一家美术学校请傅雷去当教授，傅雷便从上海起兵发马，捆载而去，一路跋山涉水。到昆明的当天，即去参加一个讨论教学计划的会议，因一言不合，他马上扛起尚未打开的行李，回了上海。

1929年，学者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一次到安徽召见刘，要他提供学校里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介石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针锋相对：“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事情都不大，但细想想，那一件不是掷地有声，让人有痛快淋漓的感觉！作者把这称之为“民国性格”，但其实是对读书人、文化人襟怀坦白、我行我素、不畏权贵品质的诠释。这样的“性格”，也是当时那个年代众多文人墨客秉性的写照。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民国”年代的文人，因为有这样的性格，所以往往不晓世事，有时候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甚至还有的丢了性命。但也正因为他们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如此执著的精神，故能保持独立思考，故能发奋和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故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最终成为一代大家。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倒是很安逸，许多文人甚至具有一般人所难以享受的优厚条件。但他们为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做出了什么呢，留下了什么呢？他们有哪些东西可以拿出来，同“民国”那样动乱年代的文人们相媲美？可以说，屈指可数，甚至几乎没有！

笔者这样看问题，决没有“厚古薄今”的意思，也并非对今天的文人们一概否定，或是成心和他们过不去。我只是感到，如今的文人们少了那样一种性格，少了那样一种精气神，有的甚或已经成了“孔方兄”的俘虏。所以，我们鲜见“大家”，也鲜见那些能够慑人心魄、感动灵魂的作品。

“民国”的文人们过的很清贫，很艰难，很辛苦，他们穷得只剩下自己的性格和精神，但这恰恰也是他们用心血去创作的源泉和动力，这对今天的文人们是否也会有所启迪，有所激励呢？

（注：本文资料来源于《报刊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