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几十年间经历的事情不算少。但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及在此前后所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对我们的震动、冲击和影响却非常大，有些事情多年来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近日，读到汪东兴的回忆，总算解开了心中的迷团，也想把些许感受和朋友们分享。

一、“紧急战备”有什么政治背景？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当时，笔者正在某部当兵。部队接到这个“号令”后，迅即拉出驻地，在野外几乎待命一个月，感觉战争似已迫在眉睫。那时候，中苏边境已经发生过珍宝岛战斗，这样的“紧急战备”，也让人不难理解。

然而，事情的真相却并非如此，内中有着特别的政治背景。

10月19日，林彪将如此重大的“第一个号令”，以急件传阅方式报告毛泽东。汪东兴拿着此急件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看后一脸不高兴，对汪东兴说：“烧掉。”汪还以为是让他拿去烧了，但没等他反应过来，毛泽东自己划着火柴，转眼间就点燃了那份传阅件。

事后，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得知这个情况，慌了手脚，很快下令撤销了那个已经调动了千军万马的命令。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很不简单。按汪东兴的看法，林彪此举是想试探凌驾于毛泽东之上来下命令，看他有何反应。毛泽东对这个“号令”也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烧掉”也就表明了他的态度。

在这之后，毛泽东曾不止一次的讲到：“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可见，他对林彪企图“军权独揽”、搞“越顶指挥”是有所警惕的，而所谓“第一个号令”，无非是这场斗争的一次“预演”。

二、“庐山会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上世纪70年代，自“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展“批陈整风”、批“天才论”。笔者那时以为主要是“理论问题”，对政治斗争的实质并没有深刻认识，对“庐山会议”的情况也仅限于一般了解，现在补上了这一课。

据汪东兴回忆，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后来，毛泽东又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泽东说：“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会议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此时，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讨论会议议程时，林彪也并没有说这个问题。毛泽东看看林彪，尽管感到有些突然，但也没有反对。

会议开始后，林彪首先讲话。他主要讲了一些什么呢？除了重复“文革”期间的那些思想和观点外，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讲到“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二是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翻来覆去的讲他那些看法，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讲话时，面前放着一个稿子，显然是有准备的。对他的讲话，毛泽东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按议程要讲话的周恩来和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已经是下午4点半了，毛泽东明显不悦地对周恩来和康生说：“你们讲吧！”周恩来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引发给大家，不讲了。”于是，毛泽东宣布散会。

很显然，林彪的讲话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是搞“突然袭击”，全会的议程都被搞乱。更有甚者，在林彪死党的鼓动下，又提出第二天要重新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并且讨论林彪的讲话。也就在此时，陈伯达搞出了一个“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其后会议讨论的重点，就是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坚持“天才论”的观点，“庐山会议”完全偏离了方向。

此前，毛泽东曾经连续几次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庐山开会期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上，再次严肃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林彪对此是何态度？在和吴法宪谈到宪法修改问题时，林彪主张要设国家主席，认为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头，名不正言不顺。叶群也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叶群又给吴法宪打电话，告知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

联系到上述情况，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发难，他的那些死党在会议上煽风点火，上窜下跳，“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显然不是“心血来潮”，也并非单纯的“理论之争”，而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斗争。

众所周知，毛泽东洞察秋毫，在会议期间及时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全会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政治审查，粉碎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后来，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谈到：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大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这无疑是对“庐山会议”上那场斗争的精辟定论。

三、“九·一三”事件的历史真相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始终认为，庐山的事情没有完。林彪始终不作检讨（毛泽东一直期待他能够认识自己的问题），黄永胜等人也迟迟不作检讨，所以，毛泽东认定他们“改也难”。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明确提出：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毛泽东还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批了几个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南巡，按他的说法，“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

毛泽东沿途和各地主要党政军领导谈话，讲党的历史，讲庐山这场斗争的性质，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措施，一方面是等待林彪一伙的转变，也是在做好应对不测事变的准备。

毛泽东的预感是对的。在此期间，林彪一伙的确没有闲着，他们不仅通风报信，负隅顽抗，而且开始着手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甚至打算采取多种骇人听闻的手段，在毛泽东南巡途中对其进行谋害。

对于这一切，毛泽东尽管当时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但在南巡沿途，从与当地一些负责人的谈话中，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动向，也掌握了一些可疑的情况。富有斗争经验的毛泽东产生了警觉，并和汪东兴具体商量了改变专列停靠地点和行驶时间的方案，也加强了专列的警卫工作，内卫全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

9月12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平安抵达北京丰台车站。在与李德生、纪登奎（当时分别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吴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等人谈话后，随即发车转到北京站，毛泽东在那里下车后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过去，毛泽东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以至汪东兴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时，周恩来感到很诧异：“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汪东兴回答：“计划改了。”并说，电话里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也就在此时，正在北京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罪恶方案的林立果等人，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告知毛泽东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当他随后探听到毛泽东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深感谋害毛泽东的阴谋已经破产，于是立刻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北京这边交给周宇驰指挥，并提出要立刻转移。

他们要转移到那里去呢？根据这伙人密谋的方案，他们如谋害毛泽东不成，就要带着黄永胜等几员“大将”，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当时，空军已被他们控制，他们安排了5架飞机飞往广州（包括林彪的专机），还要为林彪再准备一架伊尔－18。林立果在电话中把这些安排都报告了林彪。林彪说：“立即转移。”随后，林立果又向王飞传达说：“林副主席决定立即去广州。”

后来据调查得知，林彪他们有一个先谈判、后动武的计划。他们想到了广州以后，先提出条件同北京谈判，但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而计划在广州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他们计划，13日早晨8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早晨7点钟，黄永胜等人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然而，这个计划最终落空了。

12日晚上8点多钟，林立果乘林彪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当时，林彪、叶群接到林立果的电话后，为了掩人耳目，匆忙之中给林立衡举办订婚仪式，并且放两场招待电影。林立衡也并不知道林彪、叶群搞阴谋的事，但她看出林立果这次回来，家里好像有事瞒着她。于是，她悄悄离开电影室，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听。她隐约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他们谈到要去什么地方，心里顿时很紧张，于是赶紧向警卫部队领导报告了情况。

晚上9点20分左右，林彪警卫部队领导将情况报告了北京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接电话后立即赶到汪东兴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汪东兴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将林立衡告知的情况向周报告。周恩来问：“报告可靠吗？”汪东兴回答说：“可靠。”

在这之后，又接到北戴河转来林立衡提供的新情况。她听到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林彪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也开始紧张起来，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调查核实。在确认无误后，晚上11点半钟，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这后面的情况也就不需多言，林彪南逃广州的计划已不可能再进行，他们只能选择仓皇出逃、铤而走险这最后一条路。

长期以来，笔者一直有两个疑问：有材料说，林彪并不想逃走，是在吃过安眠药后，被叶群、林立果“挟持”上飞机的，事情果真如此吗？坊间还有一种说法，说林彪座机是被“打”下来的，这样的说法可靠吗？对这两个问题，汪东兴的回忆都做出了解答。

周恩来在给叶群打电话时，提出“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后来得知，周恩来当时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叶群听了周恩来这番话，一下子警觉了，慌乱了，连忙回答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放下电话，叶群马上告诉林彪。林彪得知周恩来要来北戴河，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在林彪和叶群、林立果上汽车后，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很快就到。”由此看来，林彪是清醒的，出逃也是自觉的。

林彪出逃时，警卫部队曾开车追赶，但林彪乘坐的红旗轿车时速开到100公里左右，警卫部队尾随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13日零点32分，林彪的座机从山海关机场仓皇起飞后，汪东兴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两人又同时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他们正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汪东兴当即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让汪东兴马上传达给吴法宪。汪在给吴回电话时，只告诉了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它的话都没有讲。

13日凌晨3点多钟，周恩来和汪东兴都没有离开毛泽东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电话，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汪东兴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和周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林彪的座机究竟是不是“打”下来的，看过以上回忆情况，我想不难得出客观结论。

（本文资料摘自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