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围绕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世界舆论和各国的立场都发生了很大分化，在认识上甚至有天壤之别。无庸讳言，无论在联合国还是在其它国际场合，涉及叙、伊问题，中国都是处于“少数派”的地位，这种情况可以说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非常罕见的。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关键在于中国的国际理念和国家利益，已经与发展变化了的世界有所背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冲突，而中国的战略选择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被迫性。

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遭到西方世界的战略围堵，但中国从未感受到孤立。因为，那个年代是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的年代，中国作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国，虽然被西方国家视为眼中钉，但在广大亚非拉国家中却被看作是反帝、反殖的一面旗帜，走中国的道路，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所向往的事情。

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随着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中国再一次成为西方国家重点打压的对象，但中国不仅经受住了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考验，而且走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子，在世界上找到了更多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因为，那个年代是谋和平、求发展的年代，埋头自身发展和向世界敞开大市场的中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亲和力，就连昔日的对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不得不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中国也过上了几十年的好日子。

现在，情况发生了新变化。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变革，政治要进步，民生要改善的年代。这是时代的潮流，也是世界的大势，它的出现与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同当年的东欧巨变，现在人们所说的“阿拉伯之春”，也是一场影响世界的大变革运动，前者在于打破了冷战的禁锢，后者在于冲开了专制、腐败僵化和不思变革的“堤坝”，它们的历史进步意义不言而喻。

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叙利亚也好，伊朗也好，其所作所为与世界潮流和国际大势未免显得格格不入。叙利亚的问题在于继续坚持强权统治，导致国内政治斗争不断升级，而用枪炮来解决国内政治矛盾决非明智选择。伊朗则表现为在核问题上经常做出让国际社会难以放心的事情，而威胁要封锁重要的国际航道，更是表现出不惜挑战整个世界的不理智举动。这两个国家的现实处境，既有西方国家插手的负面影响，也有其自身问题，但既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它们不待见，那自然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对于世界大势是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国际理念和国家利益与这种大势发生背离甚至出现冲突的情况下，能否采取相对灵活的对外战略和策略，以避免造成自我孤立的被动局面。应当看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国家想要孤立中国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这是因为中国顺应了世界大势，所以中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怕“孤立”。时下，西方国家自然并未放弃孤立中国的图谋，但更大的危险在于如果中国背离了世界大势，同时在对外战略和策略上缺乏变通，由此带来的自我孤立则是难以避免的，中国为此准备好了吗？

这里涉及到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是否需要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国际理念；二是在解决国家统一、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打击民族分裂主义等问题上，是否不排除采取任何手段。在笔者看来，这两个问题短期内都很难做出根本改变，中国既要按照以一贯之的国际理念去处理国际事务，也要站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去解决相类似的国际问题。正因如此，维护叙利亚和伊朗“正当权益”的努力就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中国也准备承受在这方面陷于国际孤立的后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中国目前的对外战略和策略，不能不具有很大程度上的被动性和被迫性。作为一个面对强大外部干涉压力的国家，中国如果放弃了“不干涉内政”原则，那就等于给今后可能面临的外部干涉提供了口实；作为一个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有着许多特殊情况的大国，中国如果排除了某些决策和手段上的选项，无疑于作茧自缚。因此，即便背离了世界大势，即便要承受自我孤立的后果，中国也不能不做出自己的选择。

也许，要想实现中国的“光荣与梦想”，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注定将要面对“百年孤独”，几千年的历史它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现在和将来也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