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然而，处理中美关系难，处理中美军事关系更难。为什么？军事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制衡和调节作用。

纵观30多年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史，两国关系改善时，滞后的领域是军事关系；但在两国关系恶化时，首先牵动的领域却是军事关系。可见，军事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尽管不显山不露水，但牵一发而动全身。

新中国成立后，军事因素是否在中美关系中起到过促进作用？当然有过，但只有唯独的一次。冷战时期，中美联手对付前苏联的战略需要，促使双方开展了密切的军事合作。此时，美国对华军售门户洞开，包括“黑鹰”直升机在内的美式装备，进入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

冷战结束，美国成了“胜利者”，中国不仅战略地位下降，而且变成了美国的“遏制对象”和“竞争对手”。从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法则来看，这样做“天经地义”，不难理解。与此相适应的是，军事因素在其后的中美关系中，再未起到过积极、主动的促进作用。

30多年来，中美关系多次起伏，中美军事关系也是“五起五落”，军事因素成了调节两国关系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克林顿到布什父子，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白宫相继主政，中美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和发展，唯独军事关系进一步退两步，始终在坎坷中艰难前行。

为何出现这种状况？军事法则在起作用。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可以寻求“正常化”，但军事上历来都是立足于应对“非正常”局面。所以说，美国可以和中国做生意，交朋友，但军事上必定要留有后手。白宫和国务院唱“白脸”，五角大楼唱“红脸”，军事因素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不到前台，但决不会忽略其重要作用。这就叫两手都要有，两手都要硬。

在对台军售方面，自“八一七公报”发布以来，美国何曾认真遵守过？不仅没有逐年减少直至停止，反而越卖越多，越卖越好。从F－16作战飞机、“E－2T”预警机升级系统、“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到“基德级”驱逐舰乃至“爱国者－3型”导弹、“鱼叉”反舰导弹等，只要是台湾想要的，美国基本上都会满足。这种作法，中国岂能接受？中美军事关系受此影响，完全是美国的责任。

美国不仅“协防台湾”，而且强化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联盟，名义上是维护“地区稳定”，实则在军事上制衡中国。“美日安保条约”如果仅仅是双边条约，也还可以遮人耳目，但条约中却写进“台海有事”的内容，甚至还要增加“钓鱼岛有事”的条款，这不是明摆着的针对中国？更有甚者，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其图上推演居然直逼鸭绿江边，要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家门口。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情势，中国自然要保持警惕。

随着美国战略东移，美国军事部署的重点，也在逐步转到西太平洋。这种全球性战略调整，军事上的指向性也十分明确，那就是防范日益强大的中国。对于这种调整，美国可以拿朝鲜半岛说事，也可以用伊朗核问题作口实，但美军最高指挥官大谈中国的“海上威胁”，美日高官预谋两国联手，共同掌控“南海利益”，这又作何解释？况且，美国在中国近海频繁进行战略侦察，美国航母编队数次在台湾海峡玄耀武力，其目的不言而喻。

由上可见，影响中美关系的“军事因素”，尽管不会登上中美两国的“大雅之堂”，但其起到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不可能改变美国的行为法则，但也不会忽略上述因素带来的负面作用，中国的“两手准备”是应有之义，美国对此也无可指责。中美两国一方面要继续打交道，甚至在经贸合作方面开展日益密切的交往，但军事上的“互信”并无基础，双方在发展关系的同时都留有“余地”。这个彼此都心知肚明的空间，就是中美军事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的现实状况，已然成为两国关系中“瓶颈”。

不可否认，时下的中美关系，已经有了新的起色。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伦敦金融峰会期间，确定构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两国也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对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最大考验，还是军事关系能否得到根本改善，尤其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军事因素”能否逐步淡化。美国国会曾经立法，限制美国军方不得让中国军方接触或分享关键战略信息，这也是妨碍中美双方开展实质性军事交流的障碍。这个障碍不消除，中美两军交往也不可能走向深入。

从未来发展看，中美关系的前景无非有两个：一是继续保留军事关系这个“瓶颈”，双方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其结果必然还是“非敌非友”的战略模糊关系；二是美国下决心改变防范中国的“冷战”思维，让30年来唯一出现过的中美密切军事合作，再度成为促进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使两国在真正互信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两种作法，两种前途，何去何从，关键还在于美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