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重创，发展中国家也未能幸免，世界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由此，不仅催生了改革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强烈动议，而且对国际政治体系也带来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孕育着后冷战时代世界战略力量最深刻、最重大的调整，并将对未来国际体系造成深远影响。

变化之一：伴随“金元帝国”根基的动摇，美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明显削弱，“一超”已经风光不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很大程度上独享了冷战“胜利”成果，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使美国在世界上无出其左右，这极大助长了美国“领导世界”的欲望。从克林顿政府在全球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到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对外战略，逐步把美国独霸世界的政策推向极致，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扩张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然而，盛极必衰，美国对外到处插手和对内失于治理，终于导致了危机的爆发。“9・11”事件，使美国遇到了空前的政治和安全危机，其后“次贷危机”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则使美国的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经济衰退和各州府的离心离德，已经使美国领导人焦头烂额。现在，虽然不能轻言美国开始走向衰落，但其颓势已可见端倪，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正在加速向“多强一超”的方向转变。从总体上看，美国“一超”的地位，在较长时期内仍无人取代，但随着美国对世界影响力的逐步削弱，“美国时代”的光环也将逐渐黯淡。

变化之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加速崛起，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金砖四国”，正在壮大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的“多强”阵营，透过伦敦20国峰会，不难看到未来国际体系的雏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不仅使美国元气大伤，而且对欧洲和日本也带来重大影响，他们在短期内很难从危机中走出来。在此情况下，中俄印巴等新兴力量，有可能逐步超越欧盟和日本，从而改变传统的“多强”格局，在多极化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在此次危机中，尽管也未独善其身，但仍然保持了正增长的势头，并很可能成为第一个走出危机影响的大国。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仅使其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为国家采取必要的金融和财政手段提供支持，而且对稳定整个世界金融市场，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在华盛顿会议和伦敦金融峰会之前，都要事先和中国商量，足见其对中国的依重。中国央行行长明确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建立“超国界货币”的主张，无疑也是未雨绸缪，要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先声夺人。由此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正在上升的新兴力量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率先走出危机的新兴国家，将为奠定“多强一超”的新格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变化之三：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一超”自顾不暇和“多强”地位的上升，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弦更张，在加强与其他大国合作的同时，更多的借重地区性联盟施加影响。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把关注重点放在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上，对外政策也作了较大调整，放弃了布什政府“单边主义”路线，更强调多边合作与协调。在处理美俄、美中关系方面，美国表现出主动修好的姿态，特别是对俄罗斯采取了忍让态度，没有使俄格冲突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上升为美俄“新冷战”的导火索。虽然美国的全球战略并未根本改变，但战略收缩态势显而易见，这将使今后的大国关系进入一个缓和期。同时，美国为了防止其战略收缩形成“战略失控”，愈益重视发挥地区盟友的作用，在欧洲借重“北约”，在亚太拉拢日韩，目的在于应对可能发生的地区性危机，同时也是着眼于防范俄罗斯和中国。这种战略举措，势必导致地区性军事联盟坐大，这对地区安全稳定和区域性经济合作，难免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金融危机对国际体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进一步说明了经济因素是决定国家地位和国际行为能力的重要杠杆。经济状况和经济需求的改变，必然导致国际战略的相应调整，并使国际体系发生新的变化。当前，随着世界战略力量的重新洗牌，新的世界格局正在重组，中国理应顺势而为，在保证国内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重大国际事务，扩大国际话语权，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方面，真正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