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共治”世界的话题，是当下美国最时髦的话题之一，也是美国的战略伙伴相当关心的话题。中国学界对此也进行过广泛讨论，在伦敦20国峰会前后，有关此问题的言论频频见诸于报端。但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的探讨似乎还不够充分，还有深化的必要。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国际战略的重大理论，而且关乎到中国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现实决策，所以需要继续关注。

关于“中美共治”的可能性，从中美两国政府层面看，目前都不可能接受这种理念。美国不会在“领导世界”的问题上，拱手交出领导权而与中国平分天下，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不当头”，不会改变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原则立场，作那种图虚名而招实祸的事情。既然如此，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哗众取宠，一厢情愿？我觉得不能这样简单的看问题。

“中美共治”这一理念，发端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彼得森研究所是美国最知名的经济智库，作为创始人的伯格斯滕在美国政治、经济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提出这一观念后，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赞成和反对者皆有之。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少知名政治家也赞同中美“两国集团”的设想。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主张，中美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一种与美欧、美日关系类似的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

由此看来，“中美共治”的理念，在美国决不是一般学者层面的泛泛而谈。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两位学者兼外交家，不仅在国际政治理论方面造诣很深，而且直接掌管过美国的对外事务，他们既有深邃的国际战略眼光，也有娴熟甚至老到的国际政治经验。这两位国际大师级的人物同样提出了相近的理念，一定有他们成熟的战略思考，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和深思。

目前，综观国内对“中美共治”问题的评论，主要包含以下看法：一是认为这种理念根本就不现实，完全是美国人的主观臆想，不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的实际政策；二是认为这种理念反映出美国在经济危机中的无奈，既然美国单独“领导世界”已经力不从心，拉上中国这个“利益攸关者”分担责任，可能也是一种不得以的选择；三是认为提出这种理念，是美国在施展“巧实力”，或者说是美国对中国布下新的陷阱。如果中国上套，那就不仅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且也会失去发展中国家的信任，落个出力不讨好的下场。

毋庸讳言，对于任何问题的认识，都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如果深究“中美共治”理念提出的背景，中美两国的现实关系和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地位，以及国际体系由“一超多强”加速向“多强一超”转变的发展趋势，我们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做出解读。

过去，美国始终认为中国是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因而对中国采取接触和遏制相结合的两手政策，这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出忽冷忽热的“打摆子”状况。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不断加深，特别是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解决“热点”地区问题，以及应对环境、气候变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的合作不断扩大，美国提出了中国是“利益攸关者”的新理念，中美之间建立了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现在，“中美共治”理念的提出，也是因为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美国内外交困，对世界影响力受到削弱，而中国不仅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既然中美两国利益已经捆绑在一起，同时解决包括全球经济问题在内的重大国际事务，也不可能排斥中国，那就不如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拉着中国共同“治理世界”，这样总比自己硬撑着要好。所以我认为，“中美共治”理念的提出，是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是顺应时势的理性选择。无论中美两国政府是否会接受这种理念，它在思想层面的积极性不应否定，至少也说明美国的有识之士，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更现实的认知。

美国是个非常重视理论和决策咨询的国家，数千家美国智库机构，对美国的政策制定产生着重要影响，但也决非任何由专家提出的建议都会转化成决策。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虽然都是蜚声内外的“大人物”，但他们毕竟在野不在朝，他们的观点也未必会被美国现今领导人所青睐。在美国国内，事关中美关系，智库历来存在两种声音。在有损中美关系方面出坏点子者有之，在有利于中美关系方面出好主意者也有之，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看法，应当是属于后者，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也是维护美国的利益。在我看来，“中美共治”的理念，美国政府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不大，奥巴马的“多边主义”路线和合作协调的对外政策，不会导致其削弱甚至改变与传统盟友的关系。经济上推动“G20”合作，政治上依重欧盟和东盟，军事上巩固“北约”和美日韩同盟，这很可能成为美国稳定欧洲、拓展亚太的基本方略。但是，也不排除美国在某些领域和某些问题上，对中国采取“G2”的策略，即重大国际事务先和中国通气，如同在“华盛顿会议”和伦敦20国金融峰会一样，预先寻求中国的支持，协调双方的行动立场。这种作法虽然过于现实，可美国就是这样一个讲究现实的国家，怎么有利就怎么来。如此所为当然谈不上“中美共治”，但多少也有些意思在里面，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罢了。

“中美共治”的理念，也涉及国际战略理论的重大问题，虽说是“理论”，但牵涉对未来国际战略格局的预见和判断，其对预先的战略谋划和政策的制定，影响不容低估。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是潮流所向，尽管美国的“一超”地位无人取代，新兴力量的上升却也势不可挡。在未来的国际环境中，究竟是“一极”有利于世界稳定，还是“两极”或“多极”更适合全球的和平发展，这种判断关系重大。美国人提出“中美共治”，显然是趋向于“两极世界”，这是他们的国际战略思维，没有摆脱大国治理天下和霸权主义思想的巢臼。但“多极”甚至“无极”的时代，也就是联合国真正能发挥实质作用的时代，那时的世界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笔者不敢妄言。但对中国来说，趋利避害，顺势而为，以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非没有可能。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超级大国”，这是基本国策。但中国的发展，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世界所处的地位，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整个国际社会愈益紧密的联系，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发挥更积极、更重要的作用。在此情况下，美国有些事要和中国单独商量，单独协调立场，中国也大可不必将人拒之门外。只要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完全可以坦然的面对美国的“务实外交”，但要中国“出头”，那就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了。